长期以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修养》自1939年首次发表以来，历经多次修订、重印和再版，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党员的党性修养更是意义非凡。当前，重温和研读这部著作，对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修养》的发表、出版和多次重印、再版
《修养》这部著作，源自刘少奇写于1938年的一份演讲稿。以这份写满批注的演讲稿为基础形成的文章，经多次修改，最终成为一部4万余字的经典文献。
《修养》的诞生及发表，与当时党员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密切相关。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的命题。对此，刘少奇指出，“教育和改造已经加入党的多少带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党员，是我们党内一项重要的经常的任务”。然而，当时供党员学习的相关资料并不多，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更是屈指可数。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在豫西省委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并郑重提出，“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演讲结束后，学员们反响热烈，希望能将演讲提纲印发出来，供大家深入研读。于是，刘少奇对演讲提纲进行整理充实，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作了深刻剖析。最后，刘少奇在原有题目之前加上了一个“论”字，定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至此，《修养》初稿完成。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打磨，比较完整的《修养》得以形成。
1939年3月，刘少奇从竹沟返回延安。在主持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期间，应时任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张闻天的邀请，7月8日和7月12日，刘少奇分两次给该学院学员演讲《修养》，受到学员热烈欢迎。张闻天认为演讲内容是当时广大党员所迫切需要的，于是请刘少奇将演讲稿整理成文。收文后，张闻天即转《解放》周刊责任编辑吴黎平。吴黎平则按照当时的规定，将文稿送毛泽东审阅。3天后，审定稿返回《解放》周刊编辑部。毛泽东还附短信一封，评价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当尽快发表。于是，《修养》一文先后在《解放》周刊1939年8月至9月出版的第81期，第82期，第83、84期合刊上连载。1939年9月，中原局印刷厂迅速对《修养》加以翻印。
《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迅速得到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版单行本，中共中央宣传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新华书店首次出版《修养》的单行本，并很快再印3次，但仍供不应求。不仅在延安，各抗日根据地也转载或出版《修养》，将其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供党内同志阅读学习。不仅如此，《修养》出版后，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比如，著名爱国军人续范亭在读到《修养》一书后对其大加赞赏，自己花钱印了上万册，发给周围的人和部下学习，还通过黄河书店发行。
1949年，解放社根据刘少奇的修订，出版了《修养》的修订第一版。截至1951年10月，《修养》一书印刷8次，发行29万册。1953年3月9日，为再版《修养》等书，时任外文出版社社长师哲等人函报刘少奇。3月26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代刘少奇复函说：“少奇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书，可照上一版重版。”这一时期，《修养》对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发挥着持续而稳定的指导作用。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许多同志建议刘少奇审定出版党性修养相关著作，以配合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对此，刘少奇表示同意出版《修养》。此后，编辑小组完成了对《修养》的编辑工作。继而，刘少奇又对全文进行了多次修改，然后由中央书记处审批通过，最终定稿。1962年8月1日，《红旗》杂志重新发表了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修养》，《人民日报》也在当天用6个整版进行转载。这对当时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正视困难和正确处理困难中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8月2日，毛泽东在同华北地区部分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
《修养》的历史影响和国际意义
80多年来，《修养》一直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推动自身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各个历史时期千千万万共产党员都从中汲取了智慧和力量。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共中央规定了党员干部需要学习包括《修养》在内的各类文件。1943年，《修养》又被正式编入解放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一起，成为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有力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修养》更是多次重印、再版，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很多模范人物都受到这一著作的深刻影响。比如，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部书，一部是《毛泽东选集》，另一部就是《修养》。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指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1981年，《修养》一文经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整理，被选入《刘少奇选集》（上卷），并由人民出版社面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修养》为何如此受欢迎？1962年，刘少奇在一次汇报会上分析：“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不仅如此，还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这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谈到《修养》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古语道：“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早在2007年3月25日发表的《追求“慎独”的高境界》一文中，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做到‘慎独’”。2011年3月20日，他还在参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时指出，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科书，应该好好学习、研究和宣传。
《修养》不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该书的英文、日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在几十个国家发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自传中说，他写了一份题为《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文件，“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
《修养》的现实启示和时代价值
《修养》问世至今始终没有褪色，多次重印出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这一经典文献，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刘少奇在《修养》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可见，革命取得成功后，党性修养仍要继续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
众所周知，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而党性修养并非“一劳永逸”，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刘少奇在《修养》中指出，“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调研时，高度评价了深受《修养》影响的焦裕禄，强调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实践中，广大党员、干部应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多做一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一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以实际行动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没有完成时。刘少奇在《修养》中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可以说，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永久性课题。
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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