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滑稽场景，议会成为了其表演野心的舞台。
1.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
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二十三日〔10月31日〕 全省代表一百二人，于巳刻到同武将军行署，即前巡抚部院之署也，巡按使亦到，代表投票解决国体，其票为君主立宪下书赞成二字，人皆一致，无一写他字者，此系官界中人指示代表所书者也，人皆茫然，予亦昏昧”。
如果从结果看似乎众口一词同意袁世凯复辟，从民主共和制度回到君主立宪制度，可惜最后“人皆茫然，予亦昏昧”道破了这一皇帝的新衣的玄机。
2.上既无君，吾等皆可横行
袁世凯欲复辟帝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重塑权威，之前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三日〔3月30日〕的日记中曾写到，“变乱以来民气不靖，打架斗殴之案层见迭出，……草野人民皆谓上既无君，吾等皆可横行矣。”
上述反映的奇怪现状，就是因为原先的权威荡然无存，而新的权威尚未有效建立。尤其是在有两千多年君主统治历史的社会，突然赶跑了一个皇帝，推翻了帝制，许多人无所适从，不能够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制度变化，以至以为无君就代表着无所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不管袁世凯复辟是否有公心的一面，实际上支持其的力量远没有其想象中强大，更多人的态度是张望以及直接表示反对的。
3.民国四年，改民主为君主
普通民众在刘大鹏眼中是这样的，“民处重负之下，方呻吟之不暇，其于共和、帝制，固无足计，惟以今日时局之坏已至极点，无以复加，苟有改革，总可较此为强，故对于反抗政府者默表同情焉”。
刘大鹏认为他们对于共和、帝制并不甚了解，也未必就对辛亥革命以后民初政治制度抱有好感，但他们意识到时局败坏已经不可能更坏了，所以认为有改革就此现在状况要强，他们对于反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人是默默表示同情的。
他个人则对于双方都是负面的看法，“民国四年，改民主为君主，此举一行，而乱党又借口弄兵，宣告独立，扰民不安，则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民不聊生，无治安之日也，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吁！可畏也已”。
他认为发生袁世凯复辟和护国战争的原因在于没有坚守传统孔孟之学，导致纲常颠倒，伦理丧失，政风败坏，民生不安。这是他一贯的态度，反对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
4.各省独立，护国战争
他在日记中也写到护国战争发生，各省独立的情形，先是山东和陕西传来独立消息。然后山西也开始不稳。
“三月二十三日〔4月25日〕 传言陕西、山东等省又有独立消息，吾晋亦皆不稳，省城有危险之象”。
刘大鹏后来发现“六月初六日〔7月5日〕 阅上月二十八日〔6月28日〕《申报》，四川犹有战事，滇、黔独立仍未取消，大局岌岌可危，各省人心多不安稳”。
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到此，在实践上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宣告失败了。可以证明的是，共和观念经此波折更加深入人心了，但共和制度的岌岌可危，说明这一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其现实基础却不坚牢。
移植过来的新政体如何设计又如何实践，着实考验后来者的经验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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