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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化批评一词的理解并非难事，一般而言可以通过狭义层面和广义层面对其概念界定加以展开。理解文化批评的前提需要对“文化”一词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化”的来源是拉丁文，是一个动词，含义为“耕种”“耕作”和“崇拜”。

在逐渐发展过程中，“耕种”“耕作”成为“文化”概念的物质维度，“崇拜”成为“文化”概念中精神维度。文化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发展成为西方文化与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下思想上最具丰富、争论上最具激烈的研究领域。

文化批评的出现也是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成就之一，解读文化批评同样也要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展开。如今，在学术界中广义维度上的文化批评是指利用文化学的方法对文学加以探究，或者是借助文本对文化加以研究。

文化批评者们认为，“文学艺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用文字、音符、图像、色彩等文化标记，将审美意义上的价值所构成的另一种世界凝定下来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文化存在，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价值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主要持“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方法”的文化批评理念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加以解析，即该研究方法是将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放到特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并非研究莎士比亚文学作品本体，而是力争缕析莎士比亚文本内外的话语内涵，探索莎士比亚与特定时代文化妥协谈判所采取的具体文学手段，分析其作品的文化价值。

莎士比亚曾被人称之为“时代的灵魂”，莎士比亚作品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不同时期各种文学思潮的试验场，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领域，“莎士比亚研究承载了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理念变迁”。

这种研究转变体现在各文学流派对待莎士比亚作品时，学界由专注文本本身转向文本以外的话语分析。这一评价主要基于其在欧洲文艺复兴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在莎士比亚从事文学创作开始之日到其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他一共有37部戏剧和154首十四行诗，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已成为当时乃至当代读者的精神食粮。本文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可以根据主题类型划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不同时期。

从表1所罗列的相关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通过其创作年代的社会背景与作品内容对照，本文认为莎士比亚在1590年到1600年中的作品主基调是以喜剧为主，历史剧为辅。学者们也将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创作的戏剧主基调定为明朗乐观。

当然，这样对1590―1600年莎士比亚作品加以评论并不是仅仅从作品题目下的结论。解释这一结论，我们可以通过1590―1600年莎士比亚所处的大背景视角来加以剖析，莎士比亚在1590年到1600年的这段时间，恰好是英国伊丽莎白中央主权的巩固时期。

当时在整个英国，不管是王公贵族们，还是贫民们，大家都是对国家充满了希望，因此，莎士比亚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也就蕴含了积极向上的元素，彰显着创作者明朗与乐观的情绪。

其中的戏剧《亨利六世》共由三部曲所构成，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过程中较为早期的作品。其主要描写了从1422年的亨利五世去世，亨利六世加冕为王，到1471年亨利六世死去近50年间的故事。

《亨利六世》上篇主要讲述英法两国军队在英法百年战争后期的战斗，而中篇和下篇主要围绕英国王室的王位之争而展开。在通读《亨利六世》的三部曲之后，我们会发现其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以及话语角度等都多次反讽了圣经中的意象。

《亨利六世》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最长的一部，同时也是最优秀作品之一。但是，这部戏剧却经常被人们忽略，戏剧《亨利六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深邃理解、对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如果揭开莎士比亚某些历史剧的神秘面纱，隐藏其背后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的深刻洞察。正如布鲁姆曾说:莎士比亚一直试图宏观描写人类自身生存所经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果一个能够独立认知所有戏剧的人，一定能理解人类所有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也能完全洞悉各类美好灵魂的天然特征。

比如从凯德这个角色出发，“理解莎士比亚这部历史(政治)剧如何勾勒人的灵魂，将促使我们更深刻地借助戏剧而理解政治生活”。

再如喜剧《第十二夜》，莎士比亚在对其创作过程中分别借鉴了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和意大利的戏剧《英甘尼》。在《第十二夜》中，主人公薇奥拉和奥丽维娅都是非常具有才华的公主，其中薇奥拉的主要特点就是能言善辩，善于审时度势。

而奥丽维娅也是一个非常机智果敢且胆识过人的公主，在与西巴斯辛的婚姻上，其能够冲破礼教的束缚。相反，男主角奥西诺公爵却是一个唯唯诺诺、顾影自怜的人物。

研究认为《第十二夜》使用明显具有宗教寓意的剧名，本身蕴藏着狂欢化的基调，而该剧使用多重叙事手段，塑造性格迥异的叙事主角，特别是社会地位非常卑微的底层人也能在狂欢节中平等地释放自由、制造快乐，其明显带有揶揄权贵，不畏威权、爱憎分明的意味。

此外，作者对小丑的话语进行建构，“其充满智慧的表达使该剧的狂欢化叙事具有现代意义”。这一系列人物角色设定都有莎士比亚自己的想法，也是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

相比较1590―1600年莎士比亚的早期戏剧作品，1601―1607年当时英国发生间的戏剧作品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由早期的明朗乐观逐渐转变为阴郁悲愤。莎士比亚作品主题风格的变化并非是一种偶然，相反却是一种必然。因为，莎士比亚的创作环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在诸多作品中找到其创作风格变化的痕迹并不难，例如其在1601年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哈姆雷特》。该作品通过哈姆雷特与叔叔克劳狄斯之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揭示了人性丑陋的一面。为了王位克劳狄斯竟将自己的亲哥哥杀害，并且将其妻子也收入囊中。

哈姆雷特怀着对克劳狄斯的仇恨，在艰苦的环境中苦苦支撑，无论其复仇成功与否，其所生活的过程都是一种悲剧。可以说，《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中期作品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戏剧《哈姆雷特》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思想，是莎士比亚人文思想的总结”。

在中期的作品中除《哈姆雷特》之外，1605年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奥赛罗》是其爱情悲剧的典范之作。这部爱情悲剧作品中，男主人公奥赛罗被作者描绘成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这位国家的英雄与元老女儿苔丝狄梦娜相爱了，但是两人的年龄差距遭到了女儿家人的反对，无奈之下，两人只能私下成婚。

在享受爱情的甜蜜过程中，奥赛罗手下的旗官伊阿古却悄悄地向元老告密并试图通过此举陷害奥赛罗，他一计不成，又另生一计，开始蓄意挑拨奥赛罗和苔丝狄梦娜之间的情感。为了实现挑拨两人之间感情的阴谋，他甚至伪造了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梦娜之间的所谓“定情信物”，结果奥赛罗信以为真，一时冲动并在愤怒中将自己的妻子掐死。

当真相查明之后，奥赛罗在悔恨中拔剑自刎。作品所呈现的爱情与嫉妒、轻信与背信、异族通婚等几个主题都让人警醒与思考。莎士比亚正是通过这一系列非常值得探究的主题，成功地将作品所处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来。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在1606年所创作的又一部悲剧作品。这部作品的男主人公是罗马帝国三大首领之一的安东尼，其因沉迷于埃及的女王克莉奥佩特拉而无暇于国家大事。在塞克斯特斯·庞贝叛乱、海盗入侵、东方帕提亚人入侵以及妻子之死等一系列事件刺激下，安东尼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在各种战事平息之后，安东尼又一次回到埃及女王的身边。后来，安东尼与屋大维的权利之争越加激烈，在海上对战中因安东尼与埃及女王逃跑而战败，最后安东尼伤心自刎，克莉奥佩特拉也自杀身亡。莎士比亚在创作这部作品过程中，正是文艺复兴的兴起时期，作家开始对人性有了自己的新看法，“性恶”的一面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面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人际关系不断恶化，莎士比亚完成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创作。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艺术成熟期的另一部悲剧，由于戏剧上演不多而不被当时世人所知，然而莎士比亚依旧凭借其文学天赋，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而忧伤、绮丽而温婉的笔触，描绘了人物在政治斗争与欢乐爱情之间的殊死较量，激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莎士比亚写作时使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场景、时空转换有时森郁突兀，有时平静自然，娓娓道出一出惊心动魄又残酷温情的不朽悲剧，难能可贵的是莎士比亚还紧紧地抓住了人性中稍纵即逝的理性意识。

因为一旦人性受到现实无情折磨和肆意摧残时，人心灵深处理性的光芒会变得模糊不清，有时人类就会不由自主地滑向另外一个充满无限困惑的内心真实的世界。“当在与生死艰难搏斗的过程中，善的因素最终被恶的毒物所腐化，从而伴随人类生存意志的消亡获得悲壮之感，致使悲剧在整个人类的生命意识中凸显出伟大”。

所以，今日读者在欣赏这部作品时也难免会透视其深深的时代烙印。总之，中期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创作者阴郁悲愤的情绪。

莎士比亚从1608年到1612年所创作的作品相比较于早期和中期，在主题上又有明显的变化。“莎士比亚的创作始终没有脱离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堪称一幅历史与社会的画卷。”

莎士比亚亲眼目睹英国王权由不可一世转向江河日下，日渐式微，他敏锐察觉到，当亨利八世登上权力巅峰之时，王室与国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凸显。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看到了统治者詹姆士一世的腐败，感受到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最后，带着破灭的人文主义理想退居到故乡，开始了浪漫空幻的系列创作。

其中的作品《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晚期的最后一部悲喜剧。在作品中，来自米兰的主人公普洛斯彼罗是一个长期沉迷于修炼魔法的国王，为了不影响自己修炼魔法，所有的国事都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安东尼奥。

但是，安东尼奥却篡夺了哥哥的王位，同时将普洛斯彼罗及其女儿米兰达驱逐出去。在老臣的帮助下，普洛斯彼罗和自己的女儿在一条破船上漂流了很久，最后到了一个小岛上。拥有魔法的普洛斯彼罗降服了岛上的怪物———凯列班，同时，也收服了岛上的精灵首领———爱丽儿。

后来，经历了许多事情，最终普洛斯彼罗宽恕了所有仇人，重新恢复了爵位。可以说，这部戏剧的创作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作品不仅对美好爱情加以歌颂，而且对“人性”和“人”进行了高度赞扬。故事虽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可是从中折射出莎士比亚内心的苦闷与矛盾。

面对社会危机与混乱，创作者只能借助“魔法”对“恶”加以克服，这属于一种无奈之举，作品完满的结局也暗示着莎士比亚对社会、对人类寄予希望。

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同样具有强烈的传奇和浪漫主义色彩，文字细致生动，全剧以乐观主义为基调，纵横捭阖，整个剧本洋溢着浪漫和欢乐的气氛，也揭示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执着的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信念和人生理想。剧本展现了当时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从乡村到宫廷，从平民到国王，从平常生活到重大战争，不难看出作者创作的真正目的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宽恕与和解。

显而易见，在当时社会中这只不过是完全带有空幻性质的目标，也是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梦想而已。面对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暴力压迫，莎士比亚深切感受到底层民众的无奈与茫然无措。

莎士比亚在创作《辛白林》时，赋予剧中主要人物辛白林、波塞摩斯和伊摩琴等在道德上的改观，贵为公主的伊摩琴居然爱上了作为普通平民的波塞摩斯，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但顶住了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权贵的重重压力，而且在阿埃基摩———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者的破坏中也经受了考验。

作者强有力地挑战与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迫，热情讴歌人与人之间平等、坚贞的爱情，既是对青年一代伟大爱情的礼赞，更是诠释了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

尽管剧中也写到了关于仇恨、欺骗和战争，但在莎士比亚眼里，它们与宽恕、和解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丑陋，根本不值一提。整个戏剧在惊喜与欢乐的气氛中进行，结果以大团圆完美结局，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与思考。

综上所述，在莎士比亚创作的众多戏剧作品中，其创作的基本素材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旧的剧本、小说、编年史以及民间传说。但是，在对这些素材的创作加工中莎士比亚注入了自己新的思想，赋予了作品新颖丰富的内容，给读者带来无限遐想的深刻内涵。

莎士比亚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为我们通过文化批评开展其戏剧研究提供了切入口，能多维度地解读莎士比亚戏剧，有利于全面了解和接近一个真实的莎士比亚。

因为“文化批评不仅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改变了文学批评的路径，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可能性，重新确立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而且改变了‘文学’与‘文学理论’本身，并为批评主体注入了新的使命与功能”。当然，随着学者们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更新，对于这位戏剧天才，读者也必将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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