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
历史画卷风雷激荡，天翻地覆
社会生活的变迁
在通商口岸和通衢闹市中尤为显现
一、交往礼节的革故鼎新
1.跪拜作揖的废除
相见礼也称见面礼，在社交中使用最频繁。相见以礼的本意，是借助身体的某种姿态表现感情和意向的一种手段。但传统的相见礼仪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和表现形式，却搞得十分繁琐。根据身份与场合的不同，有三跪九叩、长拜作揖等种种讲究。
《光绪皇帝大婚图》：皇后出宫至邸第，后父率子弟在大门外脆迎，至邮第内堂，后母等跪迎。
远从清朝乾隆时代起，清朝政府就与欧美等国使臣围绕着觐见礼节问题争执了近一个世纪，中方要求外国使臣按藩邦贡使礼节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各国使臣则坚持要按西例行三鞠躬礼。礼仪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平等来往还是一方向另一方称臣纳贡的两种观念相较量的实质。直到1886年，作为双方的妥协结果，在紫禁城内实现了外国使臣向清帝行五鞠躬礼的觐见礼节；同时，在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中国政府允许本国官员按西方的风俗习惯与外国人握手寒暄。此为我国相见礼仪革故鼎新的开端。
光绪十七年(1891)，亲政后的光绪于紫光阁接见各国使节，他们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官员引入，行鞠躬礼节而退。
随之而来的是鞠躬免冠等西式礼仪也开始流行于社会的其他交际场合。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有识之士都以点首鞠躬示敬为自然，为相宜，而传统礼节的卑躬俯首乃至跪拜磕头的礼仪与之相比则显得生气全无。这实际上是民主平等思潮在人际交往领域内的体现，而不仅仅是西式礼仪对传统礼仪的取代问题。辛亥革命以后，点首鞠躬最相宜的进步主张因封建政府的被推翻得以付诸普遍实践。
民国时期，万象俱新，连一贯保守的中国人也开始想到易服了。
1912年8月，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的礼制令更明确规定脱帽鞠躬和不脱帽鞠躬分别为男子和女子的相见礼节，此举从制度上正式实行了对跪拜与作揖礼节的废除。
2.鸣炮、肃立和献花
集体与个人相交往的礼节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彻底的改观。封建官员出巡时鸣锣开道、旗牌相随那一套旧式陈规随着民国的建立宣告废止，老百姓路遇长官行列时不必再以肃静回避或面壁而立等繁琐规定以自缚。
儿童年开幕典礼后，儿童代表谒陵献花，在博爱坊前的合影。
作为对国家元首、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尊长前辈致以尊敬的表示，包括鸣放礼炮、排队迎送、脱帽肃立、立正注目、奏乐献花等在内的一整套新式的礼仪，因受礼者身份及场合的不同被广泛应用；作为平易近人、亲切友好气氛的体现，同时也适应已在民主平等观念支配下的民众要求尊长以礼相待的需要，受礼者也有各种表示谢意的答礼：如与跟前的欢迎者一一握手寒暄，对距离较远的欢迎人群挥手和颔首致意、合影留念等等。
清末中外官员握手互致敬意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向送行者答礼
西洋式的男女交往礼节——吻手
3.喜庆礼
“戴花要戴大红花”，在我国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习俗了。有人说，红花就是芙蓉花，弥足珍贵，是尊贵的花，尊贵之花当然要敬献给尊贵之人。其实，戴大红花，主要是汉族人对于色彩的喜好和重视。中国人重视红色要上溯到上古的殷周时代，这不仅在许多历史文献中有“尚赤”的明确记载，而且从殷墟大量的出土遗存中，也可以发现红色的文物。古代社会的许多中国人相信，红色有“辟邪”的功用。
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人民给参加志愿义务兵的人戴红花。
清同治年间戴玉生《瓯江竹枝词》说：“染花衣珩要当风，浓淡随时各不同。莫笑看朱红成碧，侬家偏爱美人红。”风俗的传承总是综合地折射出一个民族的喜好和价值取向。当要向本民族的英雄模范人物赠送什么的时候，何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古老的尊红形态，辟邪趋吉的心理积淀，恐怕没有什么可以比大富大贵的大红花，更加贴切了。
向百团大战胜利归来的英雄高成功戴光荣花
这个传统在近代社会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近代社会，送郎参军要戴大红花，凯旋归来的英雄要戴大红花，支前模范要戴大红花，军烈属全家要戴大红花。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要表达对于英雄模范人物、对于最可爱的人的崇高敬意，我们通常的做法，仍然是献花，献上一朵美丽的大红花。
4.生日礼和祝寿礼
婚丧礼俗以外，成年和寿庆礼俗也是中国传统的人生礼仪的组成部分，和近百年间变革显著的婚礼与丧礼相比，它们的变化程度要显得缓慢得多，且因地区和阶层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现象。
做生日和祝寿其实是诞生礼仪的延续，意义仍在祈求多福和长寿。通常情况是40岁以前的诞日庆祝称为做生日，从40岁起称祝寿。此风在近代中国社会流行不衰，举凡设寿堂、挂寿幛、点寿烛、吃寿面、献寿桃、发寿糕等繁文缛礼也大都如旧。
富裕人家过生日，会置办酒席请客，搭台唱戏，来祝寿的亲友们要送上寿礼，如吃食、衣服、鞋帽、寿烛、寿酒、寿帐，或是红缎、红呢、红绸等，可以烫金字为其祝寿。
受西方文化影响而有比较明显变化的现象，主要出现于青少年和知识阶层中间，如互赠生日贺卡、举办生日晚会与舞会、分食西式蛋糕、吹生日蜡烛和唱西洋歌曲等新型礼仪形式的引进，或者运用集会、茶话会、在报刊上致祝寿辞等方式为德高望重者贺寿等等。
冰心和协和女子大学同学们为校长麦美德生日祝寿
在海内外知名人士的诞辰日发起纪念活动，包括集会演讲、上演节目、出版文集乃至游行游艺等多种手段的运用，也是传统寿庆诞辰礼仪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适时变革之一，且成为民众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5.其他新型礼仪
从清末民初开始，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和西方礼仪的传入，传统的挂匾额、树牌坊等礼仪庆典逐渐减少乃至趋向沉寂，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公众礼仪活动方式。
（1）政治类礼仪
固定节日：举行升旗礼和阅兵礼；官员就职，举行宣誓礼；类似的还有授勋礼、授旗礼、誓师礼等。
1925年7月初，庆祝广州国民政府委员暨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职阅兵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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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类礼仪
高楼大厦动工兴建，举行典礼；道路桥梁通车，举行剪彩礼或剪绳礼；轮船下水和飞机命名，举行掷瓶礼等。
1936年洱河大桥新桥落成通车典礼
（3）文化类礼仪
一般学校每年至少举行四次礼仪活动，即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尊师礼和校庆礼。此外，各种各样的大会和展览会等都照例要举行开幕礼、闭幕礼。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主席台上自左至右分别为：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
二、新兴节日和西方节日的引进
1.纪念节日
民国建立以后，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过许多或假国际惯例、或应社会需要的新兴的纪念节日，其中部分节日如农民节、青年节、儿童节、音乐节、文艺节、体育节等，在实践中却更多地具有庆贺和游乐的色彩，并且多采用游行检阅、歌舞戏剧、体育竞技、国术表演等新兴形式。
1937年，上海农民节纪念活动中的耕牛比赛。
近百年间民众节日活动的另一个显著进步是对世界民主运动的参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妇女界和劳动界的普及就是显著的标志。过节时，人们通常要举行集会、游行和演讲活动等，也运用各种文化娱乐形式进行庆祝。
1926年，广州各界纪念“五一”劳动节盛况。
2.世俗化宗教节日
在一些接受西方文明洗礼较早、受影响较多的商业型城市里，不少欧美节日如母亲节、情人节以及一些业已世俗化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也被作为节日习俗，比较完整地引进，包括互赠贺卡礼物、举办化妆舞会、装点圣诞树、唱圣诞歌和分发彩蛋等节俗，也一如原型。它们对传统节日、新兴节日和其他庆祝活动的游艺形式也发生过重要影响。
1913年-1925年，沃尔特夫人同中国儿童和妇女过圣诞节。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具有巨大、深刻和急骤的特征，这是一个急速的动态演进过程。无论是在时间向度上，在空间向度上，还是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变化都相当不平衡。研究中国节日与礼仪的变迁，可以从本原的意义上真正理解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了解民俗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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