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狄献酒，酒祸之鉴
作者：祁云
酒的发明是一个很古老的事，在原始部落时期，在一个落满野果的石坎里，流出一股浅黄色液体，还飘着异样的香味，饥渴的古人喝起来，一种飘然的感觉，让这些古人狂欢起来，献给部落首领，尝之奇妙，饮之喜悦之情油然而生，顿感这是天降神灵之物，石坎前跪拜，以神灵之物相待，感天谢地，这就是自然发酵的果酒。从此，古人琢磨出发酵的原理，由果酒到粮食酒，各类酒繁衍开来。
自从酒来在人世间，人世间就多了一种神秘又诡异的饮液，丰盈了人类生活，这种外形柔情似水，内核炽烈似火的饮品，成就了不少好事，也孕育出不少祸端，农耕悠悠的华夏历史，其开端就伴随着这种诡异饮品的出现，有人说酒祖是仪狄，也有人说是杜康。可能仪狄发明了果酒、啤酒，杜康发明了烧酒、烈酒。流入人间生活，就有人激情赞美，美诗秀词源远流长，也有痛斥之声不绝，视为亡国败家之品。“物极必反”也许是这种玉液太美，她的反面就造成不少丧身败家亡国的祸患，历代清醒的王者，都在竭力防范这种诡异多端的水火玉液。
相传，夏禹时期，仪狄偶然间发现了发酵汁液的奇妙，那独特的芳香与神奇的功效令他着迷。经过一番钻研与努力，仪狄掌握了酿酒之法，并将这甘美的琼浆献给圣王大禹。大禹饮后，虽沉醉于酒的美味，着迷于对身体奇特的魅力，圣王着迷清醒之后，却从中敏锐察觉到潜在的危机，他断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毅然疏远仪狄，发誓再不见他，远离美酒。这一举措，彰显出大禹作为圣王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这一段“仪狄献酒”故事宛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时刻警醒着后人，要和这种诡异液体保持距离。
从历史长河来看，大禹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他的生活被美酒堆砌，每日与酒相伴，醉生梦死，将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在奢靡酒风中，他失去了对朝政的把控，民心尽失，最终导致商朝大厦轰然倒塌，成为亡国之君。到了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文人墨客在酒中寻求慰藉，以酒避世。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嗜酒如命，常乘鹿车，携一壶酒，让人扛着锄头跟随，说“死便埋我”。这种极端的饮酒行为虽有反抗时代压力的意味，但也反映出当时饮酒风气的放纵，人们在酒精中迷失自我，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受到严重冲击。掌握大量土地及社会资源的门阀集团沉寝在肉香酒海之中，广大农民失去田产，流民遍地，军阀混战，大汉分裂。
酒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并非单一负面，酒风如“双刃剑”，其作用取决于社会语境与文化导向：当酒被滥用为享乐工具时，易滋生奢靡、失序；而当酒与礼仪、文化结合时，也能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如节日宴饮、待客之道）。喝酒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酒以成礼，不继以淫。历代王朝对酒风的管控，本质是在“人性欲望”与“社会秩序”间寻求平衡，这一过程也映射了中国古代社会对“节制”与“规范”的价值追求。古人的酒杯称为酒觖，有两根短柱，间隔着酒与口的距离，提醒饮者保持酒的警惕、节制和规范。
酒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渗透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各层面，从生活习俗到价值观念均有体现，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对酒风的管控和严管防范。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生活习俗与消费观念的畸变。
奢靡之风蔓延：统治阶层的酗酒享乐会引发社会效仿。如殷商“酒池肉林”虽为王室专属，但其挥霍无度的消费模式被贵族模仿，导致民间出现“庶群自酒，腥闻在上”（《尚书·酒诰》）的现象，即平民酗酒成风，浪费粮食资源。
社会资源错配：酿酒需消耗大量谷物（如稻米、小麦），当酒风盛行时，粮食被用于酿酒而非民生，可能加剧饥荒。如宋代曾因“酒课”（酒税）占财政比重过高，官府鼓励酿酒，甚至出现“谷贵酒亦贵，谷贱酒亦贱”的现象，间接推动粮食价格波动。
二、伦理秩序与社会规范的冲击
家庭关系异化：酗酒易引发家庭暴力与家庭破裂。《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曾讽刺醉汉“威仪幡幡”“屡舞僊僊”（行为失态），暗示醉酒者对家庭礼仪的破坏；汉代《盐铁论》提到“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过度宴饮导致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甚至出现“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的现象。
等级制度松动：酒桌社交中，身份差异可能被酒精消解，如魏晋时期文人“纵酒放达”，打破了士族与庶民的礼仪界限，虽有反传统意义，却也冲击了儒家“贵贱有序”的伦理规范。
三、价值取向与社会心理的扭曲
享乐主义抬头：当饮酒成为社会主流娱乐方式，易催生“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如唐代长安“酒肆列市”，市民阶层以“醉归”为乐，《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游春，载酒随马”，道德评判标准弱化：对酗酒行为的宽容会模糊是非界限。如宋代笔记《鸡肋编》提到“浙人以酒为命”，甚至出现“醉者为上客，醒者为不恭”的怪象，将醉酒视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变相纵容了不良行为。
唐宋名画中有饮酒夜归图，上层社会饮酒骑马醉归成为一种时尚，这种风气虽体现盛唐大宋的开放，但也隐含对现实责任的逃避。历史也证明，这种状况也孕育着，各地军民面对战乱的不堪一击。
四、文化符号与社会心态的双重性
消极面：颓废与虚无：如晚唐诗人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以酒写尽仕途失意后的消沉，这种情绪通过诗歌传播，加剧了社会对现实的失望心态；明清小说《金瓶梅》中大量宴饮场景，也折射出市井社会因酒风滋生的低俗化倾向。
积极面：雅文化的调和：值得注意的是，文人通过“雅饮”（如诗酒唱和、茶酒待客）赋予酒文化精神内涵，如苏轼“把酒问青天”的哲思、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雅集传统，试图将酒风从奢靡引向审美与哲思，形成对社会风气的修正。
五、法律与社会治理的联动反应
禁酒令与社会管控：当酒风败坏社会风气时，历代官府常以法律干预。如汉代“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汉律》），通过刑罚遏制民间聚众酗酒；清代《大清律例》规定“凡民间造酒、市酒者，杖八十”，虽执行力度有限，却反映了对酒风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惕。
民间乡约的自我约束：部分宗族或地方通过乡约禁止酗酒，如明代《南赣乡约》要求“男女每月朔望赴约所，毋得酗酒废事”，将禁酒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以道德教化纠正酒风。
古老的中国如此，世界曾经强大的王朝，毁于奢靡酒风之中的也概莫能外，在西方历史上，因奢靡酒风等因素走向衰落的城邦，比较典型的是古希腊的锡巴里斯王国和强大的罗马帝国。
锡巴里斯是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发达王国，由亚该亚人和特罗泽尼人于公元前720年左右建立。该城邦的居民以富裕和追求极致的舒适生活而闻名，他们将奢华与享受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锡巴里斯，人们不仅在饮食上追求精美和丰盛，对葡萄酒的消费也极为奢靡，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宴会和狂欢活动，在宴会上人们纵情饮酒作乐，挥霍无度，酒后男女狂欢享乐，这种奢靡酒风是其整个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人们对享乐的过度追求，最终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丧。公元前510年，因内部社会政治不稳定和外部军事威胁等因素，锡巴里斯在与克罗顿的战争中惨败，一个被酒乐陶醉，奢靡享乐的城市，轻而易举被邻邦强悍军队的入侵，轻易亡国，城邦被摧毁。
此外，古罗马从城邦发展为庞大帝国后，四海折服，万国朝拜，也因奢靡之风包括奢靡酒风等逐渐走向衰落。在罗马帝国后期，贵族和普通民众沉迷于物质享受。罗马人终日饮酒作乐，在宴会上，葡萄酒是必不可少的饮品，而且消费量巨大，人们追求珍稀和高品质的葡萄酒，酒价惊人，甚至为此耗费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这种奢靡酒风是罗马帝国全面腐败的一个表现，从元首到贵族、从军队到平民，都陷入了奢靡酒乐的腐败之中，最终引发了三世纪危机，揭开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序幕。
古罗马奢靡酒风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原因：
经济因素：1、财富积累：对外扩张使古罗马获得大量土地、物资和俘虏，经济快速发展，罗马人财富迅速积累。物质条件丰富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生活，有能力消费更多葡萄酒，为奢靡酒风提供物质基础。2、贸易推动：葡萄酒是罗马帝国重要出口商品，其生产和贸易繁荣。罗马帝国境内有许多优质葡萄园，葡萄酒产量大。同时，贸易网络发达，能获取各地葡萄酒，满足人们对不同品种葡萄酒的需求，也促使人们在饮酒方面追求更高品质和享受。
文化因素：1、受希腊文化影响：罗马在扩张中受希腊文化熏陶，希腊的饮酒文化对罗马影响深远。希腊人将饮酒视为社交和文化活动重要部分，有宴饮传统，罗马人借鉴并发展了这种文化，使饮酒成为社交场合重要活动。2、社会风气转变：早期古罗马以简朴节俭为荣，后期随着物质丰富和政治环境宽松，社会风气逐渐转变，奢靡浪费成为主流。人们通过举办豪华宴会、饮用大量珍贵葡萄酒来炫耀财富和地位。
政治因素： 1、政治环境宽松：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后，外敌减少，政治环境宽松自在。统治阶级放松对奢侈行为的管控，自身也沉迷于奢靡饮宴，上行下效，饮酒之风盛行。2、权力斗争需要：宴饮成为权力交锋场所，贵族和上位者通过举办奢靡宴会，为普通公民提供物质资源或进入宴会的权利，换取他们的选票，从而操纵政治局面。葡萄酒作为宴会重要饮品，其消费也在权力斗争中不断增加。
宗教因素：古罗马人在宗教仪式和庆典中使用葡萄酒，认为它是神圣饮品，可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这种宗教信仰使葡萄酒在罗马人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也为其在世俗生活中的广泛饮用和奢靡消费提供了文化和心理基础。最可怕的是大众习以为常，深入骨髓，见怪不怪，陶醉之中，温水而亡。
在伊斯兰宗教教义中，明确忌讳饮酒： 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明确禁止穆斯林饮酒。教义认为，饮酒会使人失去理智、麻痹心智，影响人对信仰的坚守和对善恶的判断，违背了伊斯兰教倡导的理性与自律原则。
1、维护身心健康，从信仰角度看，身体被视为“安拉的殿堂”，需要保持洁净与健康。饮酒被认为对身体有害，会损害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爱护身体是穆斯林的责任，因此禁止饮酒也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2、促进社会和谐，饮酒可能引发争吵、暴力、家庭矛盾等社会问题，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伊斯兰教强调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睦，禁止饮酒有助于营造理性、文明的社会氛围，避免因饮酒导致的不良行为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
这些禁忌在长期的宗教实践，和宗教圣战扩张中磨练出的经验，成为穆斯林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伊斯兰教对酒让人奢靡的清醒，对信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规范。
成吉思汗蒙古政权对城市生活和饮酒的警惕，与其游牧文明特质及军事扩张需求密切相关，游牧传统与军事逻辑的双重制约，游牧本能和军事逻辑天然对酒有着巨大的排斥，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对城市生活的警惕： 1. 游牧文明对定居生活的本能排斥。蒙古人以游牧为生，其社会结构、军事组织与草原流动性深度绑定。城市作为定居文明的象征，被视为潜在的“腐化之源”。成吉思汗曾告诫子孙：“不要以金银珠宝装饰自身，而要以道德和才能充实自己”，这种价值观与城市的物质享乐形成冲突。据《蒙古秘史》记载，无论东方征服还是西进征服者，对城市街道，华屋美宅娇妻，美食美酒，蒙古上层深知是他们军队的天然诱惑，难以因对的天敌。蒙古贵族在征服城市，烧杀抢夺后，马上下令退出来，仍保持“毡帐而居”的传统，拒绝被城墙和宫殿束缚。此外，蒙古军队的机动性依赖马匹和草场，城市的固定性可能削弱其核心战斗力。
2. 军事征服中的破坏与控制策略
成吉思汗在扩张过程中多次采取屠城、焚城等极端手段（如1215年攻陷金中都后屠杀百万军民），这种行为不仅是震慑反抗，更反映了对城市潜在威胁的警惕。他认为，城市易成为反抗势力的据点，且管理成本高昂。例如，征服花剌子模时，蒙古军队摧毁撒麻耳干等城市，将居民迁离以消除隐患。同时，蒙古政权对被征服城市实行“间接统治”，派驻达鲁花赤（监临官）监督，却避免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以维持游牧民族的统治优势。
3. 文化认同与统治稳定性的考量
成吉思汗担心城市生活会导致蒙古人“汉化”或被其他文明同化。美宅、娇妻、美酒、美食是作战状态的成吉思汗最提防他的将士变质的诱惑因素，他严禁蒙古人学习农耕技术或定居城市，要求保留骑射、围猎等传统习俗。这种政策在其继承者窝阔台时期仍有体现：窝阔台虽建立哈拉和林作为都城，但该城最终因资源匮乏和文化冲突而衰落，反映了游牧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内在矛盾。
二、对饮酒的警惕：纪律维护与资源管理的现实需求。
1. 军事纪律的刚性约束
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依赖高度的纪律性和机动性。成吉思汗深知酗酒会导致士兵“昏聩如盲”，因此颁布《限酒法令》，规定“国君嗜酒不能主持大事，卫士嗜酒将遭受严惩”。据《大扎撒》记载，十夫长、百夫长酗酒者免除职务，怯薜（禁卫军）酗酒者施以重刑，平民每月仅可饮三次。这种严格管控在征服塔塔尔人时尤为明显：成吉思汗发现士兵因饮用中原白酒导致军纪涣散，立即下令“饮酒者斩”，违者不论官职一律处决。
2. 资源分配与社会稳定的平衡
酿酒需消耗大量粮食，而蒙古帝国扩张期常面临粮食短缺。成吉思汗颁布禁酒令的另一目的是“省减物斛，以滋百姓食用”。例如，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重申禁酒令，规定私酿者“财产、子女没官，犯人配役”，并在饥荒时严禁酿酒以保障民生。此外，饮酒过度易引发社会问题，如元代“醉酒殴父”“盗贼酗酒”等案件频发，成吉思汗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此类现象，以维护社会秩序。
3. 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的调和
尽管蒙古人传统上以马奶酒为礼仪象征（如祭祀、待客），但成吉思汗强调“酒若少喝似甘露，过饮如毒液”，要求饮酒需节制。他将饮酒与“德行”绑定，认为“喝酒既无好处，也不增进智慧和勇敢”，这种观念通过《大扎撒》和民间谚语（如“饮酒莫大醉，大醉伤神损心志”）传承，形成对酗酒行为的道德约束。
三、政策执行与历史影响
1. 双重标准与阶层差异。蒙古政权对饮酒的管控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例如，蒙古贵族在“诈玛宴”等场合仍可畅饮马奶酒，而平民和士兵则受严格限制。这种特权性在元代更为突出：蒙古人酗酒殴死汉人仅需“断罚出征”，而汉人酗酒则面临重刑。这种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元代后期动荡的隐患之一。
2. 政策延续与文化调适。成吉思汗的禁酒令在元代得到延续，但执行力度逐渐松弛。元代中后期，宫廷和官僚阶层酗酒成风，甚至出现“酒令为军令”的荒诞现象，反映出政策执行的困境。同时，蒙古人在与汉地文化互动中，逐渐接受“雅饮”传统（如诗酒唱和），部分消解了对饮酒的绝对排斥。彻底融入了寻欢作乐的酒风奢靡之中。
3. 历史启示与反思。成吉思汗对城市生活和饮酒的警惕，本质是游牧文明在扩张过程中对自身特性的坚守。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强化了军事纪律和资源管理，但长期来看，未能有效解决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融合问题。元代后期因城市治理失当和酒风泛滥导致的社会危机，印证了单纯依靠强制手段难以平衡传统与变革的矛盾。
成吉思汗蒙古政权对城市生活和饮酒的警惕，是游牧文明与军事扩张需求结合的产物。对城市的破坏与管控，旨在维护游牧传统和军事优势；对饮酒的限制，则是纪律维护与资源管理的现实选择。这种警惕虽在一定时期内巩固了统治，却也暴露了游牧文明在面对复杂社会形态时的局限性。历史表明，任何文明的发展都需在传统与变革间寻求动态平衡，单纯的排斥或妥协均难以持久。征服世界的强大的政权，最终在奢靡之中慌乱北逃。
酒，本是生活中的调味剂，适量饮用，能增添生活乐趣，促进社交融洽。亲朋好友相聚时，浅酌几杯，欢声笑语中情谊愈发深厚；文人雅士以酒会友，在微醺状态下灵感迸发，留下千古佳作。可一旦逾越界限，过度沉溺，酒便成了腐蚀心灵、摧毁国家的毒药。在现代社会，酗酒导致的家庭破裂、交通事故等悲剧屡见不鲜。因醉酒失去理智，殴打家人、伤害他人，美满家庭支离破碎；酒后驾车，让无辜生命消逝，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痛苦。这些都警示着我们，对酒必须保持敬畏之心。
如今，我们虽生活在和平繁荣的时代，无需担忧因酒而亡国，但也要从大禹的故事中汲取教训，在享受美酒的同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控制饮酒的量和度。在各种社交场合，倡导理性饮酒，不劝酒、不酗酒，让酒成为增进感情的催化剂，而非引发灾祸的导火索。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生活在理性与和谐中稳步前行 。
（2025年6月武都）
作者简介
祁云，甘肃礼县人，供职纪检机关，甘肃省作协会员，业余喜好写作，喜唱秦腔。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国散文》《飞天》《甘肃日报》《西凉文学》等刊发表。出版散文集《生命的背景》《忘却的月亮》。
来源：新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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