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落笔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似乎对我过去四十年作了一次大致的回顾与总结。合上稿纸，低头想想忍不住好笑，因为我的人生故事写出来就像一场恶作剧，一则黑色幽默——好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言辞木讷、不苟言笑、老实巴交的家伙，缺乏糊弄人的心眼，更不会杜撰故事，哗众取宠。这一点至关重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乘长风破万里浪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故自幼树雄心，立大志，博览群书，博闻强识，至于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与此也有莫大的干系。但岁月流转，斗转星移，前面的道路一团漆黑，铺满了荆棘与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不可能先知先觉，预测、设计自己的未来，连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大家王扶汉老先生也不例外，何况我等弟子乎?
屈原《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俗语：“儿不嫌
母丑，狗不嫌家贫。”十多年前，满怀对故土的眷眷之情，投入故乡的怀抱，但万万没有想到，投错庙门嫁错郎，十载寒窗，功亏一篑，竟沦落为杀猪卖肉的屠夫，腹中墨水点滴也派不上用场。如此数年，寻思有生之年与笔墨无缘了，遂把辛辛苦苦记忆了大半辈子的汉字也奉还给老师，变得如同我父亲一般“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银票上的几个字”，是以法门大佛笑话我“错别字和病句满篇”。
有一则段子很精彩。
一位爱国者升天，向玉皇大帝请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少科学家，请您给中国降生几位优秀的科学家吧!”受其爱国精神的感召，玉皇大帝抹下老脸，求助于上帝，把居里夫人、爱迪生、爱因斯坦、牛顿均降生到中国。二十多年后，居里夫人以优异的成绩从神州大学毕业，可是因为父母都是平民，又不谙请客送礼，一直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科研工作;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可是由于初中都未念完，申请专利时，错别字和病句满篇，最后一事无成;爱因斯坦虽然物理、数学成绩优异，但偏科思想严重，尤其政治课一塌糊涂，补习了多年，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只有牛顿先生比较幸运，他的万有引力论文被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竞相传阅，最终被某苹果园相中，非常荣幸地被召入麾下，做了一名采果工人。
一位大老板拍拍一个正在干活的农民工肩头：“好好干，想当年我也当过农民工。”农民工回眸一笑：“老板，您也好好干，想当年我也曾是大老板。”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的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在于其为不断的上升与下落。”
世事沧桑，浮生沉重。
是媒体给了我露脸的机会，我被媒体一夜之间捧成了“名人”。从此，一个习惯于躲藏在阴暗角落里醉生梦死的小人物，终于暴露在耀眼的镁光灯下，忍受成千上万如刀之笔的解剖。同情、怜悯我的人说我命里犯剋，时运不济;对我抱有成见者则说我脾气暴戾，自命清高，能力不济。
其实这都是片面之词。我是个凡夫俗子，吃五谷杂粮，生喜怒哀乐，人品与为人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尚，只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不肯落井下石或者锦上添花。读过鲁迅一些杂文，先生的骨气没学下，却增长了不少臭脾气，喜欢“城门洞里掮竹竿——直来直去”，不会转弯抹角，阳奉阴违。有道是有火不发，等着得“气鼓胀”，将自己烧焦不成?男人的颜面最重要，我顶看不起那些跟在上司后面，屁颠儿屁颠儿地点头哈腰的人。我不擅长这些，是谓“不会包装”“不适应社会”“屠龙之技”，榆木脑袋不开化，简直如同猪脑子。
癞蛤蟆炒地皮发了洋财，银子烧得心痒痒，它大大咧咧往酒楼里一坐，开始点菜：“我要红烧天鹅、清蒸天鹅、糖醋天鹅、锅仔天鹅……还要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小母天鹅陪酒。”
社会仿佛已经形成了“惯性”，一有钱就变坏，一阔气就变脸，要换车、换房、换行头，甚至还要换“糟糠”，万一换不成，就要包二奶、三奶、四奶;一出事就出名，一出名就出书，一出书就畅销，一畅销就来钱——金钱又是好东西，人言“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如今社会尊敬富人，大款放个屁，人们都说一点都不臭。大款说“倘若连屁都不臭了还有性命吗?”人们赶紧一手捂住鼻子，另一手作扇风状“好臭，好臭!”
名人亦有好多种，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我也算得一个名人，响应党的号召，与时俱进，厚着脸皮凑一次热闹，为构建和谐社会略尽绵薄之力。打个比方，譬如唱戏，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有名生名旦，必有名丑，否则咿咿呀呀地猛唱一气，岂不气杀喜爱流行歌曲的青少年朋友?然而在名人之中，我只能算个丑角，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我面恶心善，人黑心不黑，人丑心不丑，诸位看官权且当作反面教材。
无论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正式在编的国家干部，旱涝保收。
某倒霉蛋匆忙上了列车才发现搭错了车，急忙找乘务员寻求帮助。乘务员很为难：“我们这可是直达快车，中途不能停啊!”请示列车长后，乘务员有了办法：“经过车站的时候，车速会减慢，到时候我将车门打开，你跳下去就是。不过千万注意，车速虽然不快，但是由于惯性，你跳下去的时候必须向前跑一段路，否则会摔个大跟头。”倒霉蛋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当列车进入车站时，乘务员打开了车门，倒霉蛋往下一跳，脚刚着地就往前跑，一直跑到前一节车厢。就在他刚想停下来的一刹那，车厢的门忽然打开，另一位乘务员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他拽进车厢：“先生，你真幸运，我们这是直达快车，中途还没有上来过人。来，请补票吧!”
那个倒霉蛋便是我。
二
回乡历练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待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确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初，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业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就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哄，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给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作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也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毬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三
出差北京
在人们的经验中，出公差应该是轻松、愉快的，而我的北京之行却是另一番情景。
为了节省经费，我选购了硬座车票。当时列车还没有提速，从西安到北京要乘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入夜，灯光昏黄，列车晃晃悠悠地开着，我不知不觉中迷糊过去。梦中，又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与在京同学相聚一堂……一觉醒来，口干舌燥，想喝水，一摸口袋，惊出一身冷汗——糟了，钱包不翼而飞，赶紧摸摸腰间，鼓鼓囊囊地还在，提到嗓子眼的心方才又落进肚子里，谢天谢地，小偷只窃去了我上衣口袋里的零钱。临行，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钱分两处存放，顺手处只装了几十元零钱以备路途上零用，把整钱则做了一个布袋，缝在腰际，这是《江湖八大门》中教我的一招“钱财不能露帛”。整钱幸免，误不了大事，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那区区几十元，权当手气不佳，打麻将输了;或者摸了福利彩票，为残疾人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此想着，心里坦然了许多。
因列车晚点，本该下午四点五十分抵达的列车到达北京站时已是晚上六点。招待所极不易找，宾馆酒店价格惊人，非我等寻常百姓所敢问津，当晚就借宿于北大，与读博士的同学挤了一宿。
与同学吃饭时了解到，北京通县博大化工厂的仿瓷涂料，采用的是清华大学一个下属公司的技术。因北大与清华仅一墙之隔，次日早晨，我直奔清华，与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几经交涉，终因技术转让价格太过离谱而无法接受。当时，清华方面索价十万，不开发票最低也不能少于八万。在洽谈中，多次提到通县博大化工厂效益如何云云。待问到“博大”具体地址，他们又讳莫如深，不肯多言。
清华方面，转让无望，我赶紧乘车，赶往通县。
原以为博大化工厂非常驰名，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岂知所谓“博大”，既不“博”，更不“大”，并且也不在通县县城，几经询问，竟无人能道其详。我费尽周折，在通县工商局、工业局、乡镇企业局查找打听，均没有登记注册。没法子，当晚在通县县城住过一宿，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去寻找，我的牛劲上来——反正通县就这么大，我挨个村子去找，相信准能找到。
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边走边问，夜幕降临时，终于在通县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的一个村子里——小务镇德仁务村找到了“博大”。
厂长姓张，一个俗不可耐的名字——张本福，四十开外，中等身材，显得凝重而干练。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张厂长则显出十二分的热情。也许是天意如此，“博大”靠近燕京啤酒厂，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燕京啤酒的苦涩味儿和二锅头的干洌，几年未曾沾唇，听见名字就馋得慌。嗜酒的我与张厂长臭味相投，白酒、啤酒放开肚皮，开怀畅饮，一时相见恨晚。那场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不辨东西与南北，真恨不得将燕京啤酒厂抬来，淹死在啤酒缸里。
次日，张厂长破例没有进城，陪着我参观了他的“博大”。车间是保密的，这一点我很知趣，没有提出非分要求，免得张厂长为难。其办公室就设在住宅里，那是一栋五间两层小楼，铝合金全封闭，外墙瓷砖到顶，室内手工全毛地毯、真皮沙发、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显得极其富丽。张厂长腰上别着当时还很奢侈的“BP机”“大哥大”，开着一辆重庆长安私家车，一副大款模样，显得气度非凡。
张厂长告诉我，他们厂的仿瓷涂料技术，是引进清华大学最新研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科研成果，是内外墙瓷砖的换代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目前主要供应亚运村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部由清华大学包销，全国各地订单很多，产品供不应求……
由于先入为主的成见，稀里糊涂的我对这些自然深信不疑，很快与张厂长达成了用两万元购买仿瓷涂料技术的意向。
“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拿不住事的，一切必须回去向领导汇报之后才能定夺。”我最后补充。
很会来事的张厂长立即承诺，一旦事成，将付给我一千元的辛苦费。
一千元，对于那时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诱惑。
在此以前，无职无权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也似乎没有一个傻瓜想着去贿赂一个企业借调人员，我敢拍着胸脯保证：我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干干净净的。我当初也并不想要这一千元，怕这不明不白的钞票玷污了我的清白，助长了个人的贪欲，在以后的工作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我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现在，我跟随副局长出来创业，也并非都是为了钱，主要是在赌一口气。
可转眼一想，这些年来，自己总是吃亏，倒霉的事全让自己赶上，好事总是有权有势的人的专利，嘴上不说，心里很不平衡。况且眼下经济就很拮据，当时，我的工资加补贴总共不到两百元，一千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全部收入。我在机关食堂吃饭，起初单位还马马虎虎，每月给灶上煤电补贴，伙食还不错，后来单位情形每况愈下，遂压缩开支，取消了补助，灶上入不敷出，于是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一次，我与伙食管理员开玩笑：
“赵师傅，我在灶上吃饭，工资你全领，咱们扯平。”
“那不行，你每月再给我五十块钱。”
一月的工资不够吃饭!说起来有些悲哀，却是实情。家中有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老父需要照顾，还有两个未成年自立的弟弟需要提携，更有几千元债务需要归还……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初中都未念完，纷纷辍学回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我完成了学业，工作了，挣钱了，再不帮帮他们，寝食难安呀!
但是，单位效益不佳，自己收入微薄，为了筹集此次赴京的路费，我倾其所有，这可是以后成家立业的基金啊!再说这儿只有我与张厂长两人，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只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了。
想到此，我没有拒绝。
四
感悟人生
开店做生意，卖的多为回头客，不赊账显得不近人情，容易得罪老关系，路愈走愈窄;倘若赊账，每年总有几笔死账呆账难以收回，要做几次冤大头。反过来又想，恶意透支者毕竟不多，绝大多数顾客重承诺、守信用。一年到头，除去费用与日常花销，总有些许赚头，世间的生意可能大抵如此。
人生是一个大卖场，只是各人所售的商品不同而已。比如政治家出售权术、教授卖弄知识、作家出卖文字……我靠卖猪肉维持生计。相比之下，我以为卖猪肉是一种牛仔般的生活，虽然劳身，但不劳心，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不必揣摩别人的心理，看他人的眼色行事，也不必鬼鬼祟祟，做贼似的难堪。心情愉悦时，多进一些货，为的是在店里多待一些时间，听南来北往的宾客讲述他们的生活，每个人生故事都很精彩，有时令人捧腹，有时又黯然神伤;心情烦闷时，可把猪肉作为假想敌，猛戳几刀子，狠揍几巴掌，不必触犯王法而消闷解气;也可早早打烊，点着烟，满上酒，几杯酒下肚，晕晕乎乎，忘乎所以，烦恼随风而去。
晚上解衣上床，清点一天所得，多了份安详与静谧，少了些担心与忧思。这样自食其力，吃得安全，睡得安稳，胡吃海喝，心宽体胖，何等逍遥自在!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富人以美味的食物，给穷人以良好的胃口;给伟人以短小的身躯，给高大者以卑微的地位;给小鸟以翅膀，给野兽以爪牙;让强大者独处，让弱小者群居……他不让任何事物完美，于是便有了人类对完美的追求。而完美却恰恰是美好的愿望，看不见摸不着，如海市蜃楼，子虚乌有。
一对贫穷的农民夫妇，男的驾辕，女的拽车，将辛苦喂养了大半年的肥猪装上架子车，拉到屠宰场出售。恰逢运气好，肥猪卖了大价钱，二人高兴至极，舍不得在街上吃饭，用省下的饭钱割二斤肉。回家的路上，妻子坐上架子车，丈夫拉着，喜不自禁的妻子用驱赶肥猪的藤条轻轻地抽打丈夫油光光的脊背：“驾!”
丈夫则步态轻盈，大声吆喝：“谁要肥猪……”
路人纷纷驻足，于是幸福便在架子车上荡漾。
官运亨通，财源广进，华衣美食，妻妾成群，儿女孝悌……人世间诱人的东西实在太多，归根结底，无非名、利二字。如庄子所言：“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名利”二字作祟。司马公《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如蚊逐血，如蝇争臭，趋之若鹜。倘得不到，则自我宽慰“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然而，世间真正能有几人拿得起、放得下?
明代的朱载堉曾经写过一首《十不足》的散曲：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人心没底，欲壑难填，倘若锱铢必较，患得患失，那该多累呀!
曾在朋友家里看过这样一首打油诗，记得几句，聊抄于此：
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今晚脱鞋放一晚，不定明日穿不穿。世间几多愚昧汉，一生不肯结姻缘。贪心不过意难满，有了八百想一千，有了一千想一万。奉劝世人早看淡，有钱积德种福田。
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人世间有太多的不如意。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譬如茶杯与水缸。茶杯虽小，能够盛水解除干渴;水缸很大，却难以滋润天下之干旱。所以，小，可以纳天;大，不足以容心。
五
北大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学弟学妹们，大家好!
首先谈点感受。
说老实话，站在这里，我很愧疚，也很忐忑，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此前得知，能受邀回校与在校生交流的校友，基本为业界佼佼者、行业之楷模、时代之精英，如俞敏洪、李彦宏、张泉灵等，他们为北大争了光，添了彩，是母校的荣誉与骄傲!而我不同，我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又为生活所迫，在西安街头摆摊卖肉的小贩。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在此，我只能作为反面教材，给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提供借鉴。
二十多年前，怀着满腔热情与对未来的憧憬，我从陕西一个边远农村，踏上北京这块热土。在北大中文系，度过快乐、幸福，甚至是幸运的四年时光。之所以这么说，是作为农家子弟，终于跳出了“农门”，没有了贫瘠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凄苦，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有的是鸟语花香，书声朗朗。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为我们是统招生，国家负责分配，只要拿到毕业证，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端起来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然而，伴随着1989年的动荡，我们戴上了学士帽。经过风暴的考验，霉运也考验我们来啦。先是无休无止的学习、反思、写心得，接着一个个同学被用人单位退回，最后被发回原籍，接收劳动锻炼。这样，一纸派遣证，我也毫无例外地被发配至我家乡——陕西省长安县——一个透着古铜色气息的名字。大家知道，古长安即今西安，现长安当时是一个市辖县，2002年撤县设区。古长安在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有道是“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定都长安，曾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中国有句古话“穷不过三代，富亦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辉煌迟早会走向衰落，天朝大国——大清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安，乃至陕西，曾经的辉煌都已化为历史，尘封起来。愚昧、落后，故步自封而又夜郎自大，如鲁迅笔下的阿Q，老是吹嘘祖上如何有钱，自己又如何不屑云云。
当然，我无意贬低故乡。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以为小地方缺乏人才，从而重视人才。事实上，愈小的地方愈封闭，裙带关系愈严重，七大姑八大姨充斥各个部门，形成了牢固的关系网，一枝随风飘摇的浮萍很难扎根。
在此，作为过来人，给学弟学妹们第一条忠告：干事业到大都市，那儿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人事关系相对简单，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混生活到小地方，这儿交通方便，房价不高，生活安逸。
1989年7月，我被打回原籍。7—9月，整整三个月，每天骑上破自行车穿梭于西安、长安之间，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但既感动不了上苍，也打动不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好不容易托关系，找门路，叩开县城建局大门，却被我高中一位同学顶替了。有必要简单比较一下我与我这位同学：我，男;同学，女;我，北大;同学，西安地质学院;我，四年本科，同学，两年大专，至于同年毕业，是她多补习两年;我先来，她后到。之所以能被顶替，唯一可解释的原因，是她的关系更硬。我当时通过曲里拐弯的关系，找到县政协主席说情;她则是找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姨夫——时任长安县科技副县长。按理，政协主席是正处级，比挂职锻炼的副处级科技副县长职位要高，说话应该更顶事。但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历来是“党委有权，政府有钱，人大举手，政协发言”，一般从副书记职位退到政协任主席，已经日薄西山，仅仅是给个待遇而已，绝无东山再起之可能;而能从科研单位到一个地方挂职锻炼，至少说明：一是年轻有为，二是政界有关系，三是上升空间很大，前途不可限量。能在人事局——要害部门当局长，眼睛当然雪亮，自然掂得来轻重。需要说明一点，中间有没有人民币或者其他交易，不得而知。
当然，我还找过省、市、县许多部门，要么没编制、没指标，要么不需要人，有的干脆只对组织，不接待个人，凡此等等。万般无奈，在一个一百多万人的所谓大县，党政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文化部门不需要北大学生，教育部门更不需要北大学生，只有一个即将破产倒闭的机械配件企业需要一个北大中文系学生解企业于倒悬。
顺便说明一下，北大建校百年，包括清华，在我们那个小县，我是唯一一个扎根的毕业生。有一个北农毕业的，比我小几岁、低几届，经常去找我，与我套乡党、校友关系。他当时分配到草滩农场，单位不景气，下海创业失败，自谋出路。至今无车无房，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孑然一身。白天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旧书报;晚上市容、城管下班后摆旧书摊。自诩为文化人，未丢掉老本行，做的是文化产业，传递人类文明。前段时间三轮车被城管暂扣，还找我说情。我给300元，让他给城管买条烟。他说不值，破三轮值不了几十元。我说沟通关系，建立感情，要不下次他还扣你。
我报到的单位是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县办企业，有100来号人，当时已经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只有厂部20多人上班。我一天班未上，被借调到上级机关——长安县计经委写材料。计经委主任是个转业干部，团副政委，文墨不多，讲话、报告全凭我写他念。按惯例，计经委主任届满，当升任副县长。但他例外，到了人大，任副主任。后来因给县上二十多位领导提意见，贴小字报，还到北京上访，被冠以“文革作风”“诬陷罪”罪名蹲了号子，失去了公职。我由于跟错人、站错队，久久不能转正。1993年愤然下海，自谋职业。
但文弱书生好比旱鸭子，海水太深，不久就呛死、淹死了。
1993年后，我先后干过工厂、矿洞、装潢、商店，等等。其中小本买卖多有盈余，稍微大点，必亏无疑。究其原因，一是个人能力差，头脑不灵活。二是刚踏上社会，经验不足，掂不来轻重。第三是利益与风险同在，肥肉毕竟看见的人多，好多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几多老板有黑社会背景便是明证。第四，人生第一桶金至关重要，成功了，赢得资本金，确立信心;失败了，挫伤自信心，还可能背负沉重的负担。第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的选择及其切入点、时机也不可忽视。陈声贵，兰州大学本科，中科院研究生，伯克利大学博士生，攻畜牧学。2003年前后在陕西凤县养野猪，亏损20余万。告借无门，穷得揭不开锅，在山中挖野菜度日。通过我联系白岩松，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被上海一家公司相中，从此不知所踪。野猪，皮厚肉粗，瘦肉率高，不易熟，口感不好。作为野味，尝尝还行;作为食品，在2003年时，还是超前了。
第二条忠告：不打无准备之仗，创业选择自己熟悉的行业。天下行业七十二，行行都有潜规则。有的同学可能不屑运用，但你必须懂得，提早防备，才不至于临事措手不及。广州屠夫学校，不卖病、死、问题猪肉。但我每次讲课，必讲各种疾病在屠体上的反映，必讲注水猪肉、注水的方法以及隐蔽性注水的辨认。
1999年，为生计所迫，我杀猪卖肉了。有的同学可能要问，既然天下行业有七十二行，为什么偏偏选择杀猪卖肉呢?一句话：门槛低，周转快，当天见效;不需要太多本钱，没多少技术含量。广东天地食品公司董事长、我们的学兄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卖猪肉比卖电脑还有技术含量。”开始我并不这样认为，否则也不会去卖猪肉，当然有可能去卖鸡肉、牛肉。后来想想，他的话还是有道理，毕竟电脑零件是机械加工的，很规范，严格按照程序组装即可;生猪是自然生长体，个体差异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全凭经验把握，对分割师的技术要求很高。顺便说明，我与学兄——陈董事长今天一起回校与大家交流，但我们两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甚至有本质的区别。先说相同点，两个北大猪肉佬。大家上网输入“北大、猪肉”两个关键词搜索，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没有第三个。不同点在于，第一，他是经济系，我是中文系。从相貌上看，他年轻，我沧桑。事实上，他1963年生，1980级，师兄;我1965年生，1985级，师弟。人家是老板，保养得度，加之南方水土养人，所以显得年轻;我为一介小屁民，整日为生计奔波，劳累过度，加之黄土高坡风沙，故而沧桑。北大1984届经济系，那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分配到广州市委办公厅，接触的是改革开放前沿高端经济界人士，朋友圈子多为党政要员与企业老板;1989届中文系，发配到破产企业劳动改造，接触的是拿铁锤、斧头的，朋友圈子多为鸡鸣狗盗之徒。起点有云泥之别。第二，1992年，他在积累一定人脉、经验后主动下海，掘得第一桶金，胆气倍增，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1993年，我在企业倒闭、饱受排挤之后愤而跳海，兴办化工企业，因国家治污被迫关门，担负沉重债务，形成一定思想负担，被市场大潮吓破了胆，导致日后做事谨小慎微，故步自封。第三，他是企业家，我是小屁民。1999年，我迫于生计，操刀卖肉，仅为养家糊口而已，所以目前没有什么发展，反倒萌生退隐之意;2007年，他去市场买菜，从中捕捉到商机，强势介入，做土猪品牌，产、供、销一条龙，目前广州有500多家、上海有20多家连锁店，很快在北京也要开店，连同他的苹果醋饮料，早已是亿万富翁了。
第三条忠告：考入北大，只能证明我们天赋高，文化课学得好。其他说明不了什么。
有位校友薛涌，写过一本书，叫《北大毕业等于零》，不知大家看过没有。其实我也没看过。顾名思义，走上社会，我们在学校学过的知识未必用得上，需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有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往往在学校学习、表现好的学生，走上社会没出息;反倒调皮捣蛋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从幼儿园到小学，而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近二十年时间，几乎占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最可塑的时段。在学校表现优秀，经常受老师、家长表扬，周围也是一片溢美之声。久而久之，习惯了表扬、奖励，面皮较薄，受不得批评、挫折，走上社会，没有一帆风顺，在打击、挫折中容易一蹶不振;相反，调皮捣蛋者，经常挨批评，脸皮锻炼得特别厚，走上社会，百折不挠，往往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我们北大，这种情形可能更典型。还有一点，作为全国名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毕业去向也是全国各地。具体到一个城市，我们人数少，势单力薄，更容易受到嫉妒与排挤。做得好，你北大的，应该;稍有差池，“还北大的，就这水平!”。所以，校友会的作用非常大。我们长安区，中层领导有二十多位是西安农业学校一个班毕业的，原因是区委书记是他们同学，了解，知根知底。
2003年，由于媒体的关注，我一鸣惊人。然而，我胸无大志，2004年被当地政府招安。现在，八小时之内，干党的事业;八小时之外，奔自己的小康。倒也悠闲自在。
非常抱歉，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最后，感谢母校，给了我在此与大家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各位耐着性子听完。谢谢!
摘自《北大“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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