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最具人性光泽的是犹太姑娘撰写的《安妮日记》
二战期间，一个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在纳粹德国占领地荷兰阿姆斯特丹一间密室里，经历两年时间撰写的一本纪实体日记，发表问世后，逐渐被人们认识和了解，通过戏剧、电影等形式的进一步扩大声名，已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普遍认同，“仁爱、和平、人性” 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主题。
带着一份好奇，我特意借阅該书并浏览了其中若干篇日记，果然娓娓道来，比一般的西方日记类文章要生动活泼的多，况且作者安妮·弗兰克当时只有15、6岁，又是 在极其艰难隐匿的环境中写给心中“亲爱的凯蒂”看的日记。不曾想，后来成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书，对关心历史、了解战争的人来说，《安妮日记》是较为深入、详实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人们身心创伤的文字记录。中国汉代文史学者司马迁忍辱发奋著书，撰写了五十二万字的《史记》，也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来描述的。《安妮日记》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纪实性的日记体作品，因为它始终贯穿着人性的光芒和少女纯真又不乏深刻的思想，可读性强，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为了便于记忆和传阅，在此不妨抄录几篇日记以为志：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凯蒂：
从星期天早上到现在，好像过了许多年似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天翻地覆了。可是你瞧，凯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我还活得好好的，但不要问我在哪里，又是怎么过的。我今天说的话，你可能一句都听不懂，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给你讲起吧。
三点钟（赫洛离开了，但说好他随后就来），门铃响了。我没听见，我在阳台上，在阳光下懒洋洋地看着书。过了一会儿玛格特在厨房门口出现了，神情非常不安。“爸爸收到了党卫队送来的召集令，” 她低声说，“妈妈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生意合伙人，也是他的好朋友。）
我惊呆了。 召集令，谁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凄凉的牢房的场景，在我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怎么能让爸爸去那种地方呢？“他当然不会去的，” 我们坐在客厅等候时，玛格特肯定地说，“妈妈去问凡·达恩先生，我们能不能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凡·达恩先生一家会和我们一起去住。我们总共七个人。” 随后是沉默。我们都说不出话了。想到爸爸去犹太人医院探望病人，现在根本不知道情况怎样了；等妈妈等得这么久，天又这么热，要担心的事太多了——这一切使我们变得默不作声。
突然门铃有响了。“是赫洛。” 我说。
“别开门！” 玛格特大声阻止我。不过她根本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听见妈妈和凡·达恩先生在楼下跟赫洛说话，随后他们两人走了进来，门在身后关上了。每次 门铃一响，我和玛格特就会蹑手蹑脚，轮番到楼下去看是不是 爸爸回来了，除了他谁也不让进来。后来凡·达恩先生想单独和妈妈谈话，把我们俩支出了房间。我们坐在卧室里时，玛格特告诉我召集令不是给爸爸，是给她的。这又让我吓了一跳，我哭了起来。玛格特十六岁了，显然他们想把这个年龄的女孩单独送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说的；爸爸告诉我要躲起来时，一定也是这个意思。躲起来······我们会往哪儿躲呢？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在房子里。还是破旧的木棚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躲藏？······这些问题我都不该问，可它们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打着转。
玛格特和我开始把我们最重要的物品装进书包里。我塞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日记本，然后是卷发器、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件。明知道我们就要藏起来过日子啦，我却尽装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对我来说回忆比衣裳更重要。
五点左右，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克莱曼先生问他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凡·达恩先生去找梅普了。梅普来了，装了满满一口袋鞋子、裙子、夹克衫、内衣和袜子走，还告诉我们晚上会再来一趟。随后家里安静下来，我们谁都不想吃东西。天还是很热，一切都让人觉得怪怪的。
我们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德米特先生，一个三十多岁、离了婚的男人。这天晚上他显然无事可做，尽管我们一再礼貌地暗示，他仍然待到十点才上楼去。
十一点，梅普和让·吉斯来了。梅普从1933年起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现在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她丈夫让也是。鞋子、袜子、书和内衣又一次消失在梅普的包里和让的深深的口袋里。他们俩离开时已经十一点半了 。
我累坏了，虽然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晚睡在自己的床上，但还是倒头就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妈妈叫我才醒。幸好天气没有星期六那么热，一场暖烘烘的雨下了一整天。
我们四个人都裹在一层又一层衣服里，看上去就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量多带些 衣服。像我们这种处境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满衣服的箱子出门。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内裤、一件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夹克衫、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还没出门，我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可谁有功夫关心我的感受呢？
玛格特的书包里塞满了课本，随后她推出自行车，由梅普带路，骑上车消失在巨大的未知世界中。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对我们藏身的地方我还一无所知。
七点半钟，我们出发，门在身后关上了。我心爱的猫咪莫提，是和我告别的唯一的生灵。我们给戈尔德米特先生留了一张字条，请他将莫提送给好心的愿意照看它的邻居。
那收得光秃秃的床铺，桌上吃剩的早餐，厨房里留给莫提的一磅肉——所有这些都给人造成我们匆匆离去的印象。但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些。我们只想走出那个家，逃得远远的，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
明天再聊。
安 妮
在纳粹迫害来临之际，当时只有14岁的安妮·弗兰克却能边收拾东西边抓紧写下这篇日记，一般人早就惊慌得六神无主了，哪还有心情写什么东西。
让我们再看一篇日记吧：
1943年6月15日 星期二亲爱的凯蒂：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可我不想老是用无聊的废话惹你厌烦，也许你宁愿我少写点信吧。所以下面的话我尽量说得简短一些。
沃斯库勒先生的胃溃疡手术最后没做成。医生让他躺在手术台上，给他开了刀，却发现他得的是癌症。病情已非常严重 ，做手术根本没用了。他们把刀口又给他缝上了，让他在医院住了三周，给他吃的很好，随后他出院回家了。但他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告诉了这个可怜人。他没法再工作了，只能坐在家里，让八个孩子守着他，思索着即将到来的死亡。我为他难过极了，可惜我不能出去；不然我一定会 常去看他，让他高兴起来，不再想病痛和死亡。现在这个好人再不能告诉我们仓库的情况了，这对我们来说影响很大。在安全措施方面，沃斯库l勒先生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真想念他。
下个月我们就得上交收音机了。克莱曼先生家里还有一个小收音机，他将拿给我们，替代现在这个匣式收音机。要把我们气派的大飞利浦交出去太可惜了，但躲起来生活的人，最后不要招惹当局, 免得带来风险。现在我们得把这个宝贝收音机带到楼上去听了。除了藏起来的犹太人、藏起来的钱，这个世界又多了一台藏起来的收音机！
整个国家的人都在想法子，找到破旧的机子交上去充数，而不愿交出他们手中“信心的源泉”。这是真的，当外面的消息愈来愈糟时，是那个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奇妙的声音，叫我们不要灰心，使我们一次次地受到鼓舞：“振作起来，打起精神，一切都会好起来！”
安 妮
这是一篇普通不过的日记，却让人分明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和战争的残酷无情。它似乎促使我们想要寻求一种答案。
1944年4月14日 星期五
亲爱的凯蒂：
密室里的每一个人都仍然很紧张。皮姆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地步；凡·达恩太太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凡·达恩先生因为没有烟抽，脸色变得苍白；杜塞尔先生由于不得不放弃他许多令他舒适的东西，正挑着每个人的刺儿，等等，等等。我们最近似乎是走了背运。马桶漏水，水管堵塞。幸亏我们有许多关系，不久就会把这些都修好的。
正像你知道的，我偶尔也会有多情善感的时候，可我这样是有道理的：每当我和彼得依偎地坐在硬木头箱子上，我们的手臂相互搭在对方的肩头，彼得玩弄着我的一缕秀发的时候；当外面有鸟儿啼唱，当树上的枝条抽出嫩芽，当太阳灿烂地照耀、天空是如此湛蓝的时候——噢，这个时候，我就会生出无限的遐想！
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愁眉不展的面孔，我听到的都是难以抑制的抱怨和叹息。你会以为我们的生活是突然变成了这样。其实不然，事情的变坏都是由你自己造成的。在密室里，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努力去树立个榜样。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己想法子，来克服我们的坏情绪！
每一天你都能听到：“要是这一切都已经结束，就好了。”
安 妮
这篇日记是安妮快要16岁时写的。面对恐惧和压抑没有唉声叹气、落寞无聊，而是有着一颗顽强的精神迎接困难、战胜自我，这里不得不佩服安妮·弗兰克小姑娘的超然和豁达。
下面这篇日记是安妮的时事评论，是代表犹太人生命抗争的极其有力的辩述，我看到这里，不由升腾起对犹太人的敬仰之情——在逆境和歧视面前，这个民族不仅不会消失，还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1944年5月22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
5月20日那一天，父亲打赌输了，赔了凡·达恩太太五罐酸乳：反攻仍然没有开始。我敢肯定地说，全阿姆斯特丹，全荷兰，乃至整个欧洲的西海岸，一直到西班牙，都在日夜地谈论反攻的事，都在争辩、打赌······和期盼着。
悬念逐渐升温，到了令人狂热的程度；我们心目中的 “好” 荷兰人并不是个个都相信英国人，并不是人人都认为英国人的虚张声势是一个多管用的战略决策。噢，人们希望看到的是行动——伟大的、大无畏的行动。
没有人的眼光能看得超过自己的鼻端，没有人去想英国人正在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战斗；，每个人都认为尽可能地拯救荷兰是英国人的责任。英国人欠了我们什么？荷兰人做了什么，配得上人家这么慷慨的帮助？噢，错了，荷兰人大错特错了。英国人虽然虚张声势了，可他们无疑不应该比其他的国家（无论大小，现在被德军占领的国家）对战争负有更多的责任。英国人也没有打算找理由为自己辩解；诚然，在德国重新武装它自己的那些年，英国人一直在睡觉，可所有其他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德国的邻国，不也都在睡觉吗？英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今终于认识到，把头埋在沙子里没有用，现在，每一个国家，尤其是英国，正在为他们的鸵鸟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
没有一个国家会毫无理由地去牺牲它的人民，尤其是不会为了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这么去做，英国也不例外。反攻、解放和自由终究会到来，不过，是英国，而不是那些被占领的国家，来选择最佳的时机。
我们非常难过和沮丧，因为听说许多人已经改变了对犹太人的态度。有人告诉我们，反犹主义在一向对犹太人友好的圈子里也纷纷地冒了出来。这件事给了我们非常深的触动。这种怨恨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许是出于人性，但是，这一怨恨并不会因此而变为对的。基督徒说，犹太人向德国人举发帮助过他们的人，害得这些人也遭到了德国人的野蛮对待，使他们的命运变得一样的悲惨。这是实情。但是，就像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人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是基督徒处在我们的境况，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吗？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在面对德国人的压力时，有谁能保持沉默呢？谁都知道，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要求犹太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现在处在地下圈子里的人们说，战争以前从德国移民到荷兰，后来又被送到波兰去的犹太人，以后不准再回到荷兰。他们在荷兰获得庇护，可在德国人完蛋以后 ，他们就应该 再回到德国去。
听到这话，你不禁会纳闷，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打这场艰苦而又漫长的战争呢。人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为自由、真理和正义而战！可战争还没有结束，就起了纷争，犹太人就被当成了次等生物。噢，真令人难过，非常的难过， 有句话在被我们当今的世界无数次地证明着：“一个基督徒的所为，只代表 他自己；而一个犹太人的所为，则是对所有犹太人的写照。”
说实话，我搞不懂，荷兰人，一个善良、诚实、正直的民族，怎么会这样来评价我们？——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受压迫、最不幸、最可怜的民族。
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这反犹太人的风气很快就会过去，荷兰人终将会显露出他们的本色，永远不偏离他们心中的公道正义，因为这些说法是非正义的！
如果他们真的实行这一条（一个可怕的威胁），那么现在还留在荷兰的这一小批犹太人就得非走不可。我们也将不得不背起我们的行囊，动身离去，离开这个美丽的国家，这个曾经怀着一片仁慈之心收留了我们的国家。
我爱荷兰。我曾经希望它能成为我的祖国，既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现在我仍然这样希望！
安 妮
在安妮最后记述的日记中，摘录了这其中的较为短小的一篇，不过也充分展露了主人公内心的情感 波动，以少女的视界冷静理性的看待政治。而且，也深刻地剖析了自身，请看这段：“实际上，在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的眼里，我只是一部浪漫电影——一种消遣，一段滑稽的插曲，一种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的东西：不坏，可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我不想告诉你这一点，但既然 我知道这是实情，为什么我不能向你承认呢？我的较为轻松的、较为肤浅的一面时常在偷袭我更深沉的那一面，而且总是得逞。你无法想象我常常是如何尝试着想推开这个轻浮的安妮，把她打下去，藏起来。可每每做不到，而且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担心通常了解我这一面的人会发现我还有另一面，更好、更美的一面。我担心他们会取笑我，认为我荒唐可笑、多愁善感，再也不把我当回事了。我已经习惯了不被当回事，可那只是那个”轻浮“的安妮习惯了这一点，能忍受这一点；那个 ”深刻“ 的安妮太弱了，她不行。如果我强迫这个好的安妮上台亮相，哪怕只是十五分钟，一到该她说话的时候，她就像一只蚌一样闭合起来，而让那个轻浮的安妮来表演。在我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她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安妮·弗兰克的梦想是长大后当一名记者或作家，如果她不那么死的早的话，如果还有几个月就获得解放的话，我想，就凭这本日记就足以让她了却夙愿。可惜，她生前没有能看到这一切。但是，她也想不到，这本仅写给凯蒂的十多万的文字，最后竟成为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追求真善美的人们的精神财富。尽管关于二战的文字记录有很多，作为亲历者所见所闻的《安妮日记》却值得一读，尤其是当今的中东局势和巴以战争。俗话说 “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我在看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在巴以冲突中荒唐的言论，以及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躲在卡塔尔七星级酒店的电视讲话，不禁感慨：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幸被一些极端狭隘的政客所左右，那将是一场空前的劫难！曾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中国晚清的慈禧太后和丧失民心的国民党之蒋介石......历史的教训仿佛就在昨天，我们不应该让它继续重演，也不想再看到浸透着无数悲伤、痛苦的《安妮日记》。
2023年10月17日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二战时期最具人性光泽的是犹太姑娘撰写的《安妮日记》，想要了解更多优质的相关资讯，请大家多多关注"大世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