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载光阴
＂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能身子骨这么硬朗呐？＂每逢这种问话，我只是笑笑，心想：怕是没人信，我这长寿，与子女孝不孝顺，压根儿没关系。
我叫宋惠芝，今年九十二岁了。
从我们这儿的老话说，人活到老学到老，活着就得有个盼头。我这辈子没啥大本事，就是不服老，不认命。
一九五七年，我丈夫陈大明被错划右派，下放劳改。那会儿他在县教育局工作，就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说了几句＂教育不能一刀切＂的话，就给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那时我三十多岁，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大的建国十岁，二儿子卫东七岁，小的爱民才四岁。日子过得窘迫，却也没向谁伸过手。
＂人不能低头，得硬撑着。＂这是我爹生前常说的话。
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煮一锅稀粥，蒸两笼窝头，留一些给孩子们当午饭。然后赶在上工钟声响之前，把三个孩子送到生产队的托儿所。
那时候的托儿所，哪有什么玩具图书，就是几间破屋子，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婶看着一群孩子。孩子们饿了就啃窝头，渴了就喝凉水，困了就躺在铺着草席的炕上睡觉。
回想起来，那日子真是苦啊。但那会儿谁家不苦？
文革那会儿，日子更不好过。＂狗崽子＂的帽子扣在孩子们头上，上学、工作都成了难事。建国初中没毕业就被赶回了家，卫东和爱民在学校里也没少挨批斗。
可我心里明白，孩子他爹是好人，我们家不欠人民的。
我却不信这个邪，在自家后院开出一小块地，种白菜、萝卜，冬储大白菜能压一缸子酸菜，够我们娘几个吃大半年。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自来水管都冻裂了。我天不亮就起来，提着两个铁皮桶去公共水龙头排队挑水。那水龙头离我家有二里地，来回一趟得小一个钟头。
水桶里的水结了薄冰，挑回家的路上，溅出来的水珠子落在棉袄上，立马就冻住了。到家时，我的肩膀都磨出了血。
那时候大集体食堂散了，家家户户得自己开火做饭。我手巧，能把破布条编成鞋垫子，把旧衣服拆了改小给孩子们穿。
＂惠芝，你这手艺啊，比那裁缝铺的师傅还巧呢！＂左邻右舍的婆娘们都这么夸我。
她们来找我帮忙，我也不推辞，一边干活一边和她们唠嗑，日子虽苦却不觉得孤单。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我就想了个法子，街坊四邻的孩子穿小了的衣服，都送到我这儿来，我给拆了重新做，做好了再送给比他们小的孩子穿。
就这样，一件衣服能传三四个孩子穿。街坊们都说我，＂宋大姐这人啊，就是个活雷锋。＂
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人活在世上，处处都得靠人帮衬，我帮了别人，别人也会帮我。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明白这个理儿？
一九七九年，丈夫平反回来，却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活，把他身子骨给毁了。他回来那天，我差点没认出来。
原来那个精神抖擞、爱笑爱说的中年汉子，变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目光呆滞的老头。他的牙齿掉了大半，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
我搀着他进门，他看着院子里那棵当年亲手种下的杏树，哭了。＂二十三年啊，这树都这么大了。＂
他没两年就去了。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惠芝，苦了你了。＂
我摇摇头，眼泪却流了下来：＂大明，你比我苦多了。＂
那时大儿子建国刚结婚，小闺女爱民分到县城医院当护士，就剩下二儿子卫东还在家。日子总算好过些了，我却闲不住，又琢磨起了针线活。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我听收音机里说，国家允许开个体户了。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大包干＂，我们村里有几户人家率先签了包产到户的合同，日子渐渐好起来。
我看到报纸上说允许开个体户了，便召集了街坊几个手巧的婆子，开了个小小的手工作坊，专做绣花鞋垫、香包这些小玩意儿。
＂宋大姐，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这要是前几年，非得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不可。＂王大婶一边说，一边却拿起针线跟着我学做活计。
＂现在不同了，国家政策好了。＂我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说，＂咱们不贪大，就图个小日子过得去。＂
没想到这一开，还真挣了点钱，连县供销社都来找我们进货。
记得第一次拿到工钱的时候，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每人发了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钱可不少，够买两袋子白面了。
老姐妹们拿着钱，笑得合不拢嘴：＂惠芝，跟着你有肉吃啊！＂
我也乐：＂跟着我有肉吃不敢说，但总比大家闲在家里强。＂
那时候，我们县城刚通了电话，但村里还没有。有事得去邮电所打公用电话，一次要五毛钱，还得排队。
我拿着手工作坊挣的钱，给家里添置了不少东西。先是买了台缝纫机，后来又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全村就三户人家有电视，我家是一户。
每到晚上播《西游记》的时候，院子里都挤满了人。大人小孩围坐一圈，看得津津有味。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少，一周也播不了几次，大家都特别珍惜。
孩子们都说我不像个老太太，那股子韧劲儿，年轻小伙子都比不了。可就是这样，孩子们却渐渐和我疏远了。
建国在县城开了家小百货店，忙得脚不沾地；卫东去了广东做生意，那时候＂南下潮＂刚起，不少年轻人都往深圳、广州跑；爱民陪着丈夫去了省城，她丈夫在省城一家国企当工程师，家里条件很好。
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时回来看我一趟。有时候连过年都回不来，就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我不埋怨。人各有志，何况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操心。年轻人嘛，总得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儿大不由娘，闺女嫁人是别人的，这都是常理。＂我常这么对自己说。
倒是社区里那些和我一样的老人，成了我的新＂家人＂。我们一起跳广场舞，一起聊天，一起去公园遛弯，日子过得充实又快活。
九十年代初，我们村改成了居委会，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我主动请缨，在活动中心教老年人做手工，教小孩子认字。
＂老太太，您退休了，该享清福了，还这么拼命干啥？＂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我。
我乐呵呵地回答：＂人不能闲着，闲出病来。再说了，我这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找点事做，活得有意思。＂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是怕孤独。
孩子们不在身边，老伴儿也走了，一个人在家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日子就像那钟摆一样，一下一下地敲在我心上，空荡荡的，没着没落的。
七十岁那年，我忽然想写日记。这主意是看了电视上的一个节目得来的，说写日记能锻炼脑子，防止老年痴呆。
起初只是记些天气好坏、吃了什么、见了谁这些琐事。后来渐渐地，我开始记录身边人的故事：王大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李师傅退休后开始学画国画，小赵家的闺女嫁到城里当了公务员……
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四十年的变迁。从土路到柏油路，从平房到楼房，从自行车到小汽车……
我常想，这世界变化太快了，如果不记下来，怕是很快就会忘记从前的日子是什么模样。
有一次，我在社区活动中心碰到了从县志办来的年轻人，他们在收集老照片和老物件，准备编一本县志。
我把自己的日记本拿给他们看，那些年轻人如获至宝，连声说：＂宋奶奶，您这日记太珍贵了，这是活的历史啊！＂
社区干部知道后，还给我起了个雅号——＂活档案＂。每逢有什么事情记不清了，就来问我。我翻翻日记本，往往能给出准确答案。
八十岁那年，我的老姐妹们走了大半。我也得了一场大病，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出院那天，我看着医院的天花板，忽然有点害怕：我这把年纪了，要是哪天走不动了，躺在床上，可怎么办呢？
孩子们虽然有心，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不可能天天守在我身边。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与其担心这个，不如自己动起来。＂我给自己鼓劲。
出院后，我每天坚持出门走路，先是在小区里溜达，后来是去附近的公园。我发现，只要动起来，那些忧愁和恐惧就会少很多。
慢慢地，我在公园里认识了一群和我年纪相仿的老人。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在公园门口集合，一起做健身操，然后各自散步。
＂老宋啊，你这身子骨，比我们年轻十岁的都硬朗！＂李大爷每次都这么夸我。
我笑着回答：＂那是因为我不服老啊！＂
八十五岁那年，我学会了用智能手机。这是爱民给我买的，说是方便联系。一开始我有点抵触，觉得这玩意儿太复杂，学不会。
但我转念一想：我这辈子什么没学过？文革时学种菜，八十年代学做生意，退休后学跳舞，还怕这个？
于是我央求社区的年轻志愿者教我。那些小伙子小姑娘们特别耐心，一遍一遍地教我怎么打开微信，怎么发语音，怎么看视频。
我学得很认真，把每一步都记在小本子上。三天后，我就能熟练地用微信和孩子们视频通话了。
＂妈，您真厉害！＂爱民在视频那头竖起大拇指。
我乐得合不拢嘴：＂你妈我啊，就是不服老！＂
有了智能手机，我的世界一下子大了。我加入了社区老年人的微信群，每天和老姐妹们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我学会了看短视频，那些厨艺视频教会了我不少新菜式；我还关注了几个健康养生的公众号，每天学习一点保健知识。
九十岁生日那天，社区给我办了个小型庆祝会。居委会主任送给我一个特别的礼物——把我的日记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宋惠芝的九十年》。
＂宋奶奶，您的故事太珍贵了，这是我们社区的宝贝啊！＂主任递给我那本装帧精美的书。
我翻开一看，泪水模糊了双眼。那是我的一生，那些苦难，那些欢乐，那些坚韧不拔的日子，都记录在这薄薄的一本书里。
去年春节，三个孩子都回来了。爱民收拾我的房间，无意中翻到了我的日记本和那本《宋惠芝的九十年》。
那天晚上，三个孩子围坐在我床前，一直聊到大半夜。
＂妈，我们都不知道，您这些年过得这么精彩。＂建国的眼圈红了，＂我们以为您一个人在家，肯定很孤单，很无聊。＂
卫东接过话茬：＂是啊，我们总觉得亏欠您，没想到您活得比我们还滋润。＂
爱民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妈，对不起，我们不该这么少回来看您。＂
我笑着摸摸他们的手：＂人活这一辈子，靠的是自己。你们各有各的生活，我有我的活法，咱们都好好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后来孩子们问我长寿的秘诀，我想了想，说：＂心态要好，每天都要学点新东西，最重要的是，得活出个热乎劲儿来。＂
是啊，我这九十二年，活出了自己的热乎劲儿。每天早起，看看窗外的日出；中午，和老姐妹们在公园里聊聊天；晚上，看看电视，或者翻翻社交媒体，了解一下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我不求子女在身边承欢膝下，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活得明白，活得通透。
人这一辈子，不长不短，关键是怎么活。如果整天唉声叹气，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是虚度；如果每天都有新鲜感，活到九十多岁，也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
现在，我每天还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回头翻翻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恍如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那些艰难的岁月，那些温暖的瞬间，那些平凡却又珍贵的日子，构成了我丰富多彩的一生。
子女孝不孝顺，其实不是决定老人生活质量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是，老人自己是否有一颗年轻的心，是否愿意接纳新事物，是否能够自得其乐。
我常和小区里的老姐妹们说：＂老了老了，咱就当自己没老，该干啥干啥，该玩啥玩啥，活一天就是赚一天。＂
这大概就是我的长寿秘诀吧。
不求子女承欢膝下，但求自己活得通透。人生不只有亲情，还有友情，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未知的好奇。
九十二年的光阴，教会了我最珍贵的一课：人生的幸福，从来都是自己给的。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92岁，我这么长寿，并不是子女有多孝顺，而是我做到了以下几，想要了解更多优质的相关资讯，请大家多多关注"大世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