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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年之弱点
章太炎 1919年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于1918年6月30日，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此时新文化运动早已结束，“五四”学生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主义”的角逐与新生社团的大量出现成了那时节的社会生态。而新文化一代老师辈思想取向上的分歧也已经肇端于世。从人员的组成看，少年中国学会中既有原《新青年》编辑部老师辈中的李大钊，也有属于学生辈的王光祈、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徐彦之等。此文为章太炎当时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作的演讲。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在上海。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研究国故的方法
胡适 1921年
1919年11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五四反传统派对待国故的“纲领性”态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则，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倡导“国故研究”，是和刘师培、黄侃、梁淑溟创办《国故》月刊所倡导的“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不同，也和梁启超、张暄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有差异，他把“整理国故”看作是实践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的手段。这是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
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因：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上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它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一是历史的观念。现在一般青年，所以对于国故没有研究兴趣，就还没有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那是史也”。有了历史的观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兴趣了。如道家炼丹修命，确是很荒谬的，不值识者一笑。但有了历史的观念，看看它究竟荒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旧书当作历史看，加它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坏到什么地步，这是研究国故方法的起点，是叫“开宗明义”第一章。
二是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譬如《书经》，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女人说，《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时，才有人把它证明是假的。但是现在学校里边，并没把假的删去，仍旧读它全书，这是我们应该怀疑的。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关雎》这一首诗，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这首诗是很好的。内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这事不易办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连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呢！这能表现一种很好的爱情，是一首爱情的相思诗。后人误会，生了许多误解，竟牵到旁的问题上去。所以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为疑古书的真伪。二为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我们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哪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一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样来的呢？根据什么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其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这哪能信呢！我们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贡》这一章书，一般学者都承认是可靠的。据我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断定它是伪的。在夏禹时，中国难道竟有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书里边的经、史、子三种，大多是不可靠的。我们总要有疑古的态度才好！
1923年1月,胡适与陈独秀在上海合影
三是系统的研究。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有人说，中国几千年来没有进步，这话荒谬得很，足妨害我们研究的兴趣。更有一外国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说中国自从唐代以后，就没有进步了，这也不对。我们定要去打破这种思想的。总之，我们是要从从前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里边，以客观的态度，去寻出系统来的。
四是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为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为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还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我们研究国故，非但为学识起见，并为诸君起见，更为诸君的兄弟姊妹起见。国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实有很大的需要。我们虽不能做创造者，我们亦当做运输人——这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人是不可少的。
大学毕业要做怎样的人
竺可桢 1936年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在争得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做就是13年。期间日军侵华，竺可桢率浙大师生西迁办学，史称文军长征。竺可桢锐意发展浙江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扩充院系，设分校，培植良好学风，使浙江大学声誉大增。本文为1936年9月竺可桢在浙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诸位同学，学校开课已一周，今天训育处召集这个会，能如家人似的在一起谈话，觉得非常愉快。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中，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的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一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竺可桢与浙大学生在西湖边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仍旧还要靠拜忏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很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夫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至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做去，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的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享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
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能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讲究农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梁启超 1920年
“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界进行着一场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梁启超欧游，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因此，有其独到的观察和体验。他回国以后撰写了《欧游心影录》，向国人介绍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景像，提出了许多惊人之言，在当时影响很大。1920年3月，正好是上海公学恢复后第二次开学，开会欢迎，这篇演讲词就是梁启超在欢迎会上即席演讲的记录，也可以视为《欧游心影录》的补充。
鄙人对于校中任事诸人皆为道义交，可谓精神上久已结合，惟自己未曾稍尽义务为可愧耳。
此次游欧，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响者，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点有所感想，考欧溯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论，例如代议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纪唯一之宝物，各国皆趋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国独否，此何故？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段。而在中国则无此可能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集中于少数贤人之手，以为交付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数优秀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级，再扩至平民，以必有阶级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数人皆有自任心。如日本亦然，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国本有民意政治之雏形，全国人久已有舆论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则甚为浑漠。为可憾耳，如御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实自民本主义而言，中国人民向来有不愿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义之精神，对于此种特性不可漠视，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权之迷梦，而忘却此种固有特性，须知集权与中国民性最不相容，强行之，其结果不生反动，必生变态，此所以吾人虽欲效法欧洲，而不能成功者也。
但此种不成功果为中国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国为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为成功欤抑失败欤?日本则因结果未揭晓，悬而勿论。且官德国，其先本分两派，一为共和统一派，一为君主统一派。迨俾士麦出，君主统一乃成，假定无俾氏，又假定出于共和统一之途，吾敢断言亦必成功，特不过稍迟耳。又假定其早已采用民本主义，吾敢决其虽未能发展，如现在之速，然必仍发达如故。则可见此五十年乃绕道而走，至今仍须归原路，则并非幸也，可知矣。总之德国虽学英而成，然其价值至今日则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国虽为学而失败者，然其失败未必为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后无路，势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则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国国民，此次失败，不过小受波折，固无伤于大体。且将来大有希望也。
第二，论社会亦然，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则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与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在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故中国数千年来经外族之蹂躏，而人数未尝减少。职此之故，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
第三，论经济，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盖中国因无贵族地主，始终实行小农制度，此种小农制度，法国自革命后始得之，俄之多数派亦主张此制。而中国则固有之，现代经济皆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大幸。将来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采用之，鄙人觉中国之可爱正在此。
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惟俄国国民性为极端，与中国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为中国人亦非设法调和不可，即于思想当为彻底解放，而行为则当踏实，必自立在稳当之地位。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园满方可。对予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蔡元培 1917年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其后，蔡元培在北大实施多项改革。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本文转自：Lens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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