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5)
中国播音主持艺术的演进
中国播音主持艺术实践从1923年至今已走过一百年历程。播音主持艺术发端于电台广播、成熟于电视主持、扩散于网络主播。当今，播音主持艺术作为媒介信息传播及视听内容生产的具体要素，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形式及艺术样态。中国播音主持艺术是对国家意识形态及主流价值观的一种音声化建构，以民族性、新闻性、审美性、人文性、大众性，发挥着传递资讯、普及知识、提供娱乐、服务生活、传承文化、宣传思想、引导舆论等作用。
1.新闻播音互联网化 新闻播音互联网化是指播音员、主持人以强
互动化、强交流感、强草根性的新媒体语态及风格进行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电视播音主持创作的固有模式，迅速形成一种社交媒体属性的融合化表达方式。例如作为核心传播形态与叙事载体的《康辉的Vlog》《刚强的Vlog》，通过康辉，刚强的主观视角展现与中国外交活动的相关新闻内容。两人化身为视频博主，不再是正襟危坐的电视新闻播音员，而是奔波在新闻现场的“打工人” ，从而有效地输送了新闻信息，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大部分主流媒体的主持人纷纷入驻短视频平台，使播音主持传播得到了延展--播音员、主持人在从大屏走向小屏的过程中，以有声语言的艺术多样化创作，拥抱了网络主播、Vlogger等新的身份，在应对新需求的新业务实践中游刃有余地施展才华。
2.综艺主持再中心化 自综艺节目诞生起，主持人就是其中最核心
的叙事要素和最关键的固定配置。中国综艺节目主导性类型，经历了从真人秀节目到文化类节目的衍变过程，这过程客观上助推了综艺主持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螺旋式跃迁。以《综艺大观》为代表的晚会类节目、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类节目、以《开心辞典》为代表的益智类节目、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类节目，电视综艺一路走来，到了2016年真人秀成为 “占绝大多数” 的时代，各类真人秀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大有“霸屏” 之势。真人秀使主持人在节目中不断被淡化、泛化、弱化和隐匿，一些真人秀节目的过度娱乐化倾向也严重浸害了主持语言的规范性与审美性。当然，真人秀的兴起也给综艺主持创作带来一系列不可忽视的转型启示，如重视互动性、提升参与度、保持形式更新、追求随机应变等等。真人秀数量的激增导致了综艺节目的同质化和对抗性竞争，到2016年后，真人秀的“霸屏” 现象被方兴未艾的文化类节目代替。《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经典永流传》等如一股“清流” ，进入台网联动的视听之中，高品质的文化类节目铸造了综艺节目的新路子，也开启了综艺主持创作的新拐点。文化类节目实现“破圈” 传播，在于充分运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萌、趣、情、识” 营造共情体验和艺术共鸣。主持人在文化类节目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文化转译功能及价值引领作用。如在《古韵新声》《国家宝藏》等节目中，主持人串联环节、控制流程、推动节奏，也通过对表演艺术的恰当使用，增强了主持创作的角色感、场景性及表现张力。
3.技术主播可持续化 在进入智能化、信息化时代后，人工智能技
术、数字虚拟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广播电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拓宽了视听内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以人工智能主播、数字虚拟主播为典型代表的技术主播已广泛使用。自2018年11月新华社推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主播“邱小浩” 后，总台、各大省级广电媒体等平台纷纷打造出专属的技术主播。与传统意义上的播音员、主持人（真人）相比，技术主播拥有与生俱来的竞争优势，不仅以科技底色增强了播音主持业务的形式感、场景感与游戏感，还可以轻松地完成无差错、明晰性、全天候、多时空、不间断的信息资讯播报，释放了真人主播的劳动力。技术主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真人主播的“补偿性媒介” ，甚至可以取代真人主播。
但是，技术主播也有着明显的缺陷，不仅难以具备真人主播的主观能动性与艺术创造力，也无法借由真正的情感意蕴赋予播音主持业务以艺术的“灵韵” 。技术主播的工作实质上是有稿播音，在强调创作的价值维度上，技术主播仍很难抵达有稿播音的创造性内涵。播音员、主持人的实践创作从来都不是基于语音发声简单地完成信息播报及节目串联，而是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人生阅历及情感张力提供舆论引导力、媒介公信力、价值影响力和文化传播力。伴随着技术可供性的更新与再造，技术主播注定要与真人主播长期并存、彼此助力、各司其职、共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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