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宗璞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聘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为研究中心主任，下文是孙郁接受纪录片《宗璞》导演许进安采访时的访谈录。
孙院长您好，您跟宗璞先生交往过程中，对她有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孙郁：宗璞是一位蕴含智慧的女性，中国传统读书人那种深邃且温润的文化底蕴，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跟她聊天的时候，气质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爱意，对人性的深情打量的这样一种眼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她交谈时，她那份由内而外散发的关爱之情，以及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对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敏锐的感受力。她酷爱音乐，其散文与小说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独特的乐感，这是其他作家所难企及的。
她又是一位文章巨匠，深谙中国传统文学的法则，遣词造句别具一格，透露出一种古风韵味。我们所说的明清文人的优点，在她身上均有体现。
另一方面，她还是一位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深知西方文学的精髓。因此，她能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巧妙融合于自己的作品之中，而我们却难以察觉到那些欧化的痕迹。实际上，她已经将西方艺术融入了汉文明的韵律之中，其遣词造句源自我国古代文化。
然而，她并未封闭自己，与传统士大夫不同，她敢于敞开思想，打开审美的窗户。这可能与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影响有关。冯友兰先生是一位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理解独树一帜。例如，她对儒学的认识颇具特色。儒学若不沦为儒教，仅作为原始儒家思想，它是包容且开阔的。
在宗璞先生的写作与研究之中，这种传统精神得到了传承。因此，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开阔与朗然，与西洋文学中个性主义和对人性深刻把握的特点，在她身上并非彼此隔离，而是相互融合。
因此，古今中外在她的笔下得以交汇。她的作品，从早期的《红豆》到后来的《野葫芦引》系列，都让读者感受到她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语言、主题与写作方式，使她成为这个时代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您印象最深的是宗璞的哪些作品？
孙郁：最早接触她的作品，是那篇《红豆》。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落幕之后，我们在教材中发现这篇作品，感到非常震惊。
她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即四十年代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校园中的知识分子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然而，她的创作并未遵循一般左翼作家的路线，她没有从某种先验的理念出发，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解读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去理解人性，把握青年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她记录了社会的潮流与走向，但她透过人性的视角，借助对男女爱情的深刻洞察，以及爱情的发展和变迁，折射出时代与社会，以及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立体而丰富的质感。
宗璞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跟其他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孙郁：她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气息。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她读的是外语专业。当时清华的文科依然保持着优秀的学术学术传统，她自幼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因此对中国的大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理解，而非局限于民间的知识分子。
像汪曾祺的作品里会写一些小文人，宗璞写的都是北京大学等一流学府中的校园知识分子，她的创作将这些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又跟当时的时代命运结合在一起。
所以，她的知识分子气质更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生硬地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进行标签化处理。她的文字本身就带着学院知识分子的温润和平和，在散淡的背后流露出一种悠远的情思。在“野葫芦引”系列里面，她刻画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院知识分子的多样性。这一点颇有意思。
当然，她倾注最心力最多的是具有中国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文气息的知识分子，这一创作比同辈作家更为深入，而且更加具有典型性。
有的评论家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作家笔下负面形象比较多，您是怎样认为的？
孙郁：身处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常在后人的叙述中被简化、符号化，甚至被丑化和曲解，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时期。然而，宗璞深知那些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们虽未上战场，也未曾与工农并肩作战，却依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和知识体系，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与担当。
在《东藏记》中，宗璞描绘的知识分子形象独具特色，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肩负着使命感，怀着忧患意识，虽然身在校园，却同样心系天下。这种忧思遍布华林，谱写出一段独特的乐章。这样的创作丰富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群像，为文学史上的人物谱系增添了象牙塔中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形象。
您当年作为茅奖评委，能否讲一下宗璞《西征记》的获奖情况？
孙郁：那一届“矛盾文学奖”的竞争颇为激烈，刚开始《西征记》排名并不靠前。其实在民间排名，最早是莫言在前面，后来莫言被淘汰了。这个时候，一些评委就意识到了宗璞的价值。
宗璞的作品当下感不强，而且她的读者可能局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但她有一部分固定的受众。她不像金庸，也不像后来的贾平凹、陈忠实、余华。她不具有先锋性，也不具有与当下对话的可读性。在那个时代，她的文本就是她心灵的映射。她渴望和历史对话，和我们民族文化的那个原点对话。她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她的文本是跨时代的。所以，当时读者的反应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评委们后来逐渐认识到，在那一届作家中，从文学修养的角度来看，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携带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融合了西洋十八、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文化传统，投身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她所描绘的是抗战时期、国家危难之际的生活场景。虽然距离那个时代已经久远，但她的独特文本和她当时的追求，她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望，以及她试图将西南联大历史深处的光辉聚焦于自己文本的努力，都让她笔下的作品成为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她正在打捞这些宝贵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讲，她的小说生动地重现了多年来被符号化或简单化的学院知识分子在国难中的勇敢与正气。在某种程度上，她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评委们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她的作品具有深度。最终，许多人都将票投给了她。
有人说宗璞的作品充满了诗意，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孙郁：她的散文和小说都很有诗意，尤其是散文。她写“燕园系列”就写得非常好。尽管“燕园”已经被无数笔墨触及，她却以独特的视角赋予它新的生命。对她而言，燕园不仅是一处居所，更是生命的根基所在。几代知识分子的寻梦之路，以及她自己的成长的路程，都刻在燕园的深处。因此，她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有深情，蕴含着别具一格的细腻。她写燕园的桥，燕园里的树，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点滴，还有曾经陪伴她的小弟们，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浓厚的情感。
宗璞的散文，在当代作家中占什么位置？
孙郁：在当代文学界，几位散文家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备受瞩目，其中汪曾祺、孙犁和张中行尤为突出，而宗璞亦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她的散文洋溢着浓厚的书卷气，措辞考究，富含音乐之美。我曾在与她交谈时，因撰写过两篇关于她的文章，她提及我未曾察觉其文本背后的音乐性，这才使我恍然大悟，意识到对于小说家与散文家而言，绘画与音乐是何等的重要。
她曾撰写一篇关于汪曾祺的回忆性散文，对汪先生的画作予以细腻描绘，展现了她对绘画的独特感知。汪曾祺的散文则将中国古代散文的微妙之处巧妙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宗璞的散文少了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她是一位典型的书斋文人。与汪曾祺和孙犁的散文相比，后者作品中蕴含着市井气息和泥土芬芳，他们在土地中汲取养分，既有市井生活的真实，又有深远的情怀。而宗璞的散文，则是象牙塔中的深远思考，她记录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日常所见、夜晚所思、行路所感，蕴含着深沉而悠远的情思。然而，正因缺乏市井气息，她的散文读者群不及汪曾祺和孙犁广泛，这成为她创作中的一个局限，毕竟她身处象牙塔中。即便如此，能在象牙塔中达到宗璞这样散文境界的当代散文家寥寥无几，因此在当代散文作家中，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您对宗璞散文的主题都有哪些印象？
孙郁：她的散文主题包罗万象，其中，有几篇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她描述与书籍的深厚渊源，实在引人入胜。我记忆中有一篇名为《恨书》，她感叹书籍繁多，有时难觅所需，但她始终强调阅读的重要性，特别是好书对年轻人的滋养。
提及阅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她亦提倡阅读好书，这一理念贯穿其作品。她对经典文献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经典作家，都颇为深入。浏览她的散文，我们能感受到她背后似有书城支撑，信手拈来不同风格流派的元素，信笔将其融入文中，形成独特的逻辑与思维体系，使文章显得深邃而厚重。
在描述三松堂及其父亲时，她其实是在书写一位哲学家的智慧。在叙述父亲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内心深处的悠远情怀，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瑰宝，在她笔下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的遣词造句不仅展现了感性的表达，更在感性之下，透露出一种探寻人类智慧的渴望与向往，这在她的文辞间表露无遗。
她的散文常带有浓重的感伤与孤独色彩，但这种感伤与孤独并非封闭与绝望，其中依旧蕴含着温情与希望的光辉。这源自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她继承了父亲的传统，同时吸取了白话散文的优点，以及朱自清、鲁迅等大家散文中的精华。
如果把冰心和宗璞的散文风格、主题做一个比较，她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孙郁：冰心的散文渗透着爱的主题，洋溢着柔和的温情。尽管她也描绘过忧伤之情，但在《致小读者》等作品中，那股纯净的爱意如同细水般在字里行间缓缓流淌。
宗璞的散文则展现出更为宏大的格局，带有浓郁的学者风范。冰心的散文宛如一位温柔慈祥的女性，其文字中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但仍让人感受到其作为作家的独有魅力。
相较之下，宗璞的散文既具备作家散文的特质，又融入了学者散文的风格。她那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探讨现实、历史以及自我认识时展现出独到的视角和方法。这一点在冰心的散文中较为罕见。
宗璞的好多小说都有一种自传性质，您认为是这样吗？
孙郁：是的，因为她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很多创作是跟自己的生活阅历有关系的。但我认为这种自传性里边又融入了小说家独特的修辞和叙述。她将自己的个人经验与其他元素交织，所以，如果说她的作品全部属于自传性的，似乎也并不准确。但是，她的写作无疑是自传性的一种，但是她丰富了传统自传性小说的内涵，其作品折射出更多元、丰富的面貌，以及更高的阅读价值。
宗璞在写《野葫芦引》的时候想用文学反映历史，她是怎样处理艺术真实跟历史真实的关系的？
孙郁：我觉得，她的创作都是有依据的。她所有的人物形象，综合的人物，几个重点，都是有原型的。当然，这些人物原型她又有所补充、有所增删，她知道这些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当中的位置。在中国现代史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都很有意义，包括那些被她批评过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类型，她想通过它来描写我们现代史里的文化景观。在这个文化长廊里边，她创作了不同的人物形象。我觉得，她是有书写历史的雄心的，但是由于对政党政治和草根文化有一定的隔膜，她写的历史只是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历史，这可能她的小说不及陈忠实和王蒙的地方。因为那些人的生活阅历比她要丰富得多。
宗璞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哈代。哈代作品中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您认为这对宗璞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
孙郁：我认为哈代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的英语非常好，还去过澳大利亚，参加一个文学节。我坚信，西方小说是撬开她审美窗户的那个杠杆。假如没有西方小说的启迪，她或许无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以及父辈的生活。
西方现代小说展现了多样化的风格，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各种先锋派的创作手法。宗璞的作品则透露出一种古典的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这种痕迹在她身上尤为显著。虽然现代主义作品亦对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从她的气质来看，例如在与我几次交流中，她对古典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的写作风格并不追求章节的棱角分明或锋芒毕露，与某些女作家的尖锐风格迥异。她宛如一位孱弱的女子，却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面对历史与当下，她深思熟虑，承载着一种文化责任和情怀，流淌着一种使命感。
宗璞最喜欢的古人是苏轼，原因是什么？
孙郁：宗璞和她的父亲对苏轼的评价甚高，他们被苏轼身上那份超凡脱俗的仙气所吸引。她跟我讲，苏轼虽然写了很多人生的不如意，但他却用自己的智慧超越了这些困厄。文学家的意义就在于，在人生不得意的时刻，他们可以用这种审美的方法来超越它。苏轼的这种审美态度，对她及其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璞这样的文学家，在当代实属凤毛麟角，我们对她的研究尚显不足，批评家对她的作品解读亦不够深入。
在作家群体中，知识结构的缺陷时有显现，但宗璞的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希望。她承继了自五四以来，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应有的内涵——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同步于世界之思潮。宗璞既坚守了民族文化的根脉，又未被外国文学潮流所超越，这是极其珍贵的品质。因此，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接触不多，但我始终对她怀有崇高的敬意，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汉语及其文学的美好未来。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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