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在民族复兴的今日，任何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读来仍觉震撼的思想政治启蒙力作、探求救国方略的政论。无论当时之人指斥其“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也罢，还是惜其“厌世之辞，嫌其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也罢，均不达其文要旨：处“瓜分之局”、“亡国为奴”之境而欲“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只有觉民更张并行一途。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个论断，也证明了一个真理：觉醒的人民之中蕴含着最为伟大的力量。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1914年11月10日刊于《甲寅》第一卷第四号。自此以后，独秀之名风动天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文章发表之时，距《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开端不到一年，距五四运动爆发我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只不到五年。从时间节点看，这篇文章既是沉疴痼疾的病理、思想启蒙的先声、拯时救亡的鸿猷，也是以“自觉”激勉国人彻底打破旧世界起而再造人民之国家的宣言。从历史事实看，其文观点就是救亡图存的大致方略；从独秀先生一生所行来看，其文思路就是励行终身的基本指针。文章不但明确提出了救国的根本方略，彻底批判了各种错误的救国方案，破除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救国幻想，更重要的是还指明了国家之目的精神，更揭示真正的力量源泉：国家不再是圣君贤相官僚缙绅知识阶层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人民共同的事业。不但要依靠觉醒的人民挽救国家于危亡，更要依靠觉醒的人民建设“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的国家。文章仅四千余字，但内涵深广，气势汪洋恣肆、议论纵横，论述抽丝剥茧、鞭辟入里，既饱含已明其因而“诸路都走不通”的不甘之情、满纸愤激甚至正言若反之语。所以在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冲击之下，或有难解甚至误解的困惑。
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
文章从“情智”两端切入，围绕立国施政及“爱国心”、“自觉心”相互关系展开，重在论述应以“智”导“情”：为何爱国、如何爱国。文章的主题是求致困之因、探挽救之道。通过申明现代国家之目的精神，进而批判传统政治之弊及影响；由世界十余国不明国家“情势”而爱国的危害以至我国现实，明确指出“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及后果；又从剖析当时盛行的救国言论和策略为何不能救亡，进而得出自觉心为“为吾人亟须之智识”、“政府不善，取而易之”的结论和救国的根本方略。全文条理如下：
首论“情智”：从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来看，支配天下人心的是“情”与“智”。“情”之蔽为“愚”，即迷痴偏执；“智”之蔽为“靡”，即散漫无的，失其统属。以“情智”拟之国家则为爱国心、自觉心。考量“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即人民既无爱国心又无自觉心的现实，其后果必然是“国必不国”。为何如此？立国施政偏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和精神。
次论国家观：现代国家应“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文章认为“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但同时更为鲜明地指出，“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应当建立在现代国家观之上。先生以为，若不如此，则时势之下不能图存，“爱国适以误国”，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此种观念即在今日亦振聋发聩，与人以石破天惊之感。文章分析指出，传统的国家乃社稷、爱国即忠君的观念，早已落后于时代精神。立国“以奉一人”，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如此政制，结果必然是“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立国施政失其根本，人民既缺乏基本的政治观念又缺乏基本的政治实践，实为今日困局的主因。“欲以爱国诏国人”，不得不重点说明的是自觉心，“予说之不获已也”。
文中对自觉心的阐释共四次，依次为：（一）“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二）“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三）“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四）“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文中又有多处以“惟恐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为忧。“自觉”究竟何意？李大钊先生发表于1915年8月15日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所释虽不全面，但也可为简要说明：“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李大钊先生的重点，是因同感“政俗靡污，已臻此极”，但唯恐其文“伤感过甚”，而欲拯国人失望迷茫而起的“厌世之怀”——但如何“改进”、“自觉”并未谈及。李大钊先生此文发表一月之后，陈独秀先生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以民主、科学为号召，使国人思想从传统中最为落后、最为保守、最为反动的观念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认识、觉醒、觉悟、行动。
中国画《日出东方·李大钊 陈独秀》于文江作。2021年在中宣部及文联举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展出。
三论缺失自觉心之弊：从“不明国家目的和情势”纵论十余国政治弊病，阐释缺乏自觉心的危害，辨析立国施政及爱国心、自觉心之间的关系：“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初闻其论，实感偏激。但平心而论，不论愿不愿意，但事实上确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
四论形势策略：从国际形势上看，中国已面临“分割阴谋，成之已久，特未实施者，其形式耳”的既成事实，因为“税则法权”沦于列强之手。从国内政治上看，国家已陷入“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的境地。基于此等现实，在论及风行当时而实不可用的各种救国观点和论调，作者发出了“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激愤之语，意在以此来警醒国人，必须以“智”即“自觉心”破除迷雾和幻想。既不可盲目爱国，更不可心存侥幸：“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这是没有希望的。这个清醒彻底的判断已远超国人的对国家政府的认识并刺激着传统朴素的爱国观念，必然引发世人误解。但次年5月，袁世凯政府不但接受了日本意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又于1915年12月12日恢复帝制，其无能卖国倒行逆施之举，无不受国人唾弃而对其失望至极。这样的政府无可救药。事实，对文章的论断做出了无情的证明。
回到对致病之因、挽救之道这个主题：“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综全文论述，结论就是——没有人民思想上政治上的觉醒，无论寄望于维新复古立宪共和的政制变革，还是寄望于政权更替兴利除弊的政治改良，终不免“瓜分之局”、“亡国为奴”。出路只有一条：觉醒的人民起而建设人民的国家。虽具体路径不明，但既不能“轻论当世之事”而“期于速效”，也不必“过涉悲观”。如方略得当，处变有力，则“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
——此文一出，人皆多惑。然方略初定，曙光已显。先生亦无意解释而投身于启蒙和探索——道路的抉择为时不远：从1914年11月到1920年9月陈独秀先生在中华大地首倡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号召“以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到1920年1月青年毛泽东认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办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仅只六年。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一篇。
这篇政论是“困厄中的思索”。陈独秀先生1913年因讨袁失败逃亡上海，以“编辑为生，静待饿死”，受章士钊之邀于1914年7月赴日本相助创办《甲寅》。此时列强争霸瓜分世界的一战刚刚爆发，日本藉对德宣战而出兵山东，11月7日攻占青岛。袁世凯政府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仍欲“帝制自为”，尊孔复古之风甚嚣尘上。内忧外患愈深，救国之举屡挫，人民仍溺于“愚靡”。先生一腔忧愤，郁积于心，退而研精覃思，将历史现实、潮流挫折，各种政治理论和实践体悟熔冶于心，发而为文。满腔恨惋之情，化为激愤勉行之语——尽显“愿罄全功利有情”之襟怀和“笔底寒潮撼星斗”的才力。悟其文深意，则更觉情深意挚，切中肯綮，情智二端，并臻高妙。
这篇政论尽显行思交融之力。其观念的深刻、彻底、明确，甚或激进，都建立在实践中对时代、国情、人心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之上。陈独秀先生自1897年鼓吹维新改良、1902年投身革命以来，历经办报办学以启发民智、密谋暗杀以警醒国人、重建会党以筹策暴动，辛亥革命后又两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致力整顿建设和二次革命。其间屡被清廷和袁世凯政府通缉追捕，各种救国实践都遭挫折而多次赴日本留学避难。积极的实践和丰厚的学识相结合，对几千年的传统弊政及其所造就的国民性格洞若观火，对国际形势潮流、社会思想变迁了然于胸。深邃的解析力和洞察力使先生更加认识到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早在1904年，先生在创办《安报俗话报》时就提出了“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的命题，并直指国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为亡国之因。救国应自启蒙改造思想始，即是这个观点的延续和深化。由思想文化道德的改造而至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造，方为人间正道。1915年7月，先生在《甲寅》杂志以诗言志，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宣战：“仙释同日死，儒墨徒区区”，预示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此为序曲，是更为壮丽篇章的开始。到1919年6月陈独秀先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之时，孙中山先生也终于认识到“欲图根本救国，非使国民群悟觉悟不可”。近代中国，终于走向以政党组织民众的现代政治之路。
这篇政论最终“搅得周天寒彻”。文章在陈独秀思想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其文于个人为关键的转折，于社会为新时代的先声。郑超麟1946年3月6日在《陈独秀与甲寅》一文手稿中指出，“那唯一的论文，好象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以前，“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文章宣告了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时代的到来——1902年先生已为反帝反封建救亡之志士，然循此以行，终为“思想界的名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泣下为人群”的情怀，“裂冕轻毁誉”的勇决，深邃而彻底的思考，使先生倾全力于启蒙改造，永不言败，永不停歇。
先行者因先觉而孤独。思想的启蒙和对真理的追索是一个永恒的过程。百余年后的今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此文于大半国人而言，仍不失思想、政治启蒙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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